闭眼深吸一口气，闻到风的味道，像果实味道的风。光滑的果皮、丰润的果肉、颗粒的种子。果肉在空中裂碎，种子有如打出的散弹，柔软地掐入裸露的手腕皮肤，留下鲜锐的痛楚。

    对风有这样的感觉，是很久没有的事了。长期住东京，我已完全忘记五月的风，那种活生生的奇妙感觉。即使痛楚的感触，也会被人淡忘吧。陷入肌肤内的某种痛彻骨髓的寒冷，也渐渐被忘记了。

    我就是如此-对于吹透在这条斜坡上，丰腴初夏的风-想向表弟说明什么，但还是放弃了。他才十四岁，从来没离开这块土地。对末曾经验失去的人，说明失落的感觉，是不可能的。我伸伸懒腰，左右摆摆头。昨夜喝威士忌一直到半夜，脑里的芯彷佛浸透了某种轻微酸痛的物质。

    “嗨，现在几点？”表弟问我。我和表弟的身高差二十公分左右，他总是抬头看着我说话。

    我望着手表，“十点二十分。”我回答。

    表弟将我的左腕抓到自己面前，看着表面文字。数字从反面看，稍需一点时间。然后，他放下手腕。我再看一次着手表，还是十点二十分。

    “手表，准确吗？”表弟问。

    “准确。”我说。

    他再一次拉过我的手腕看着表面。他的指头滑滑的，比外表看起来有力。

    “这个手表很贵吗？”他问。

    “不贵，很便宜。”我说。

    他没有响应。我望着表弟，他嘴唇稍稍张开，呆望着我。从唇间可看到白色的牙齿，彷佛退化的骨头。

    “很便宜啦。”我对着表弟的左耳大声重复道，“有时，便宜的反而准确。”表弟“嗯”地点头，开着嘴。我从口袋取出香烟，用打火机点火。表弟右耳失聪。小学时，右耳被球击中，从此听不见了。不是那种完全听不见的耳聋，而是隐约听得见的状况。有时可以听清楚，有时听不清楚，有时两边耳朵都完全听不见。根据他的母亲，也就是我父亲的妹妹的说法，这是属于一种神经症。因为耳朵两侧神经平均分配，右耳的沉默，经常压溃左耳收到的声音，最后，沉默控制了全部的听觉。

    我想他的失聪，与其说是外伤，不如说是心理因素。当然真相如何我不知道，在这八年间，他四处求诊的医师们也不知道。

    “手表并不是越贵越准确，”表弟说，“我有一个很贵的手表，很不准确。后来不见了。”

    “嗯。”我说。

    “表炼有点松，不知不觉就掉了。”

    他将左手举到空中。

    “买不到一年就去了，就不再买给我了。从此我都没有手表。”

    “没有手表不方便吗？”我衔着烟问。

    “什么？”表弟说。

    “会不方便吗？”我把香烟拿在手上，重新问一遍。

    “也不会，”表弟说，“不会造成很大的不便。又不是住在山里，问人就可以知道时间了。而且是我自己把手表弄丢的，不是吗？”

    “是吧。”我笑着说。

    “现在几分？”表弟问。

    “二十六分。”我说。

    “公车几分会来？”

    “三十一分。”我答。

    他沉默一会，我把剩余的香烟吸完。

    “戴着不准确的表走路也是很累的。有时没戴表反而好，”表弟说，“但我并不是故意丢掉的。”

    “嗯。”我说。

    表弟又沉默了。

    我知道，我应该更亲切多和他说话，谈谈各种话题才好。但到底要说什么，我也不知道。我已经三年没看到他了。三年之间，他从十一岁变成十四岁，我从二十二岁变成二十五岁。这三年间，我自己本身所发生的事情，经过一件件检点，我发现可以和这个少年说的好象一件也没有。但是每次我说话停顿不前，少年就会以悲哀的眼神望着我，用心将健全的左耳倾向我。看到表弟这样的表情，总是使我坐立不安。

    “现在几分？”表弟问。

    “二十九分。”我说。

    公车终于在十点三十二分到来。

    跟我念高中时的通学公车比起来，这条路线的公车变得更新型了。驾驶座过大的窗玻璃有如除去机翼的轰炸机。为了确定起见，我细心阅读公车站牌号码和行程路线表。不错，没问题。公车呼地停下来，打开了后面的自动车门。我和表弟以为是前门会打开，只好赶紧跑向后门，总算踏上梯阶。已经过了七年，真的是改变很多。

    公车里比想象还拥挤。虽然没有乘客站着，却没有让我俩可以坐一起的位子。所以我们干脆站着，因为路程并不远。头一次看到这条路线的公车在这时间有这么多乘客。公车是循环路线，从地铁车站开始环绕山手线道路，然后又回到同一个地铁车站。沿线没有什么特别奇特的景物。除了早晚搭乘的人潮，一直是最多只有两、三位乘客。

    但毕竟那只是我读高中时的情况，现在应该有些改变，才造成早上十一点也客满，和我无关就是了。

    我和表弟站在公车最后方，各自抓着车上的拉环和支柱。公车好象刚启用，装潢很新。金属部分没有尘埃，座位的绒毛也很干净，新机械特有的气味飘在空气中。我观察一遍，开始瞧着贴在车内的广告。不是喜宴场所、中古车广告，就是家具店等，地方性的店铺广告。还有婚姻介绍所、租借礼服店等广告。

    表弟又抓我的手腕看时间。为什么他这么关注时间，我不太理解。其实并不急，也没有必须马上办理的事。医院预约时间是十一时十五分，大约还有三十分钟，时间充裕。

    我把手表的表面朝向表弟，让他看个够。然后收回手腕，阅读贴在驾驶座旁的车资表，准备零钱。

    “一百四十圆。”表弟算了一下，“到医院那一站，对吗？”

    “对。”我说。

    “有零钱吗？”他担心地问。

    我把手上的零钱放在表弟手上。表弟仔细选了百圆、五十圆和十圆硬币，确定刚好两百八十圆。

    “一共有两百八十圆。”他说。

    “拿好。”我说。他点点头，左手紧握零钱。我看着车窗的风景，一幕幕眼熟的景色。虽然多出了几间新公寓、住屋和餐厅，大致上，街道的变化并没有超乎想象。表弟虽然和我一样看着车外风景，他的视线像探照灯一般移来移去，并没有固定的焦点。

    公车连续经过三个站牌。我忽然注意到车内飘浮某种奇妙的气息。最先引起我的注意是说话的声音。有点奇妙的是，一种单一的调子。这么多乘客应该不至于同时间一起说话；没有人特别大声说话，而是众人的声音彷佛从同一个来源，像被风吹成的雪堆一样凝固。那种音调对听觉产生了一种不自然的刺激。

    我抓着拉环，旋转一下身体，假装不经意地浏览一番车内的乘客。我们的位置几乎只看得到乘客的背后，一眼望去，并没异样的感觉。相当平凡的客满公车。车子很新，并没有很特别的乘客。会不会是我的错觉？

    我的四周坐着七、八个老人，正以细小声音各自说着话。有两个是女人。虽然听不清楚他们讲什么，但是从他们十分亲密的说话语气看来，可想而知，他们在讲一种只有他们才懂的微妙话题。他们年龄约从六十岁到七十岁，每人都带着塑料制或帆布背包，各自放在膝上或挂在肩上。看起来要去登山。每人胸前还以安全别针配着一小块蓝色丝带。都穿著休闲服和运动鞋。从运动鞋磨损程度看来，是经过长期使用。一般老人这样的装扮，总会令人有一种不调和的感觉，他们看起来却搭配得很妥当。

    奇怪的是，我记忆所及，这条公车似乎没有开往任何登山路线。公车爬上斜坡，穿过长长的住宅街，经过我读的高中，经过医院，绕一圈往下驶。并没有特别开往登山口。公车到达地势最高处，是一片新兴社区，也就是道路的尽头。他们可能要去哪里呢，我想不出来。

    最可能的解释就是，老人们搭错了公车。虽然不清楚他们在哪一站上车，但这一带往山上缆车站的公车有好几条线，搭错路线的可能性不是没有。

    还有一种可能是，说不定公车路线在我不知道的时候变更了。说不定这种可能性更高。因为我已经七年没有搭过这条路线的公车，老人们应该不会不小心搭错车才对。这样一想，我忽然不安起来，突然觉得车窗的风景和往昔不太一样。

    这时，表弟仍盯着我。

    “在这边等。”我低头对着他的左耳，“我马上回来。”

    “怎么回事？”他露出不安的表情。

    “不要紧，我去前面看一下停靠站，就来。”

    我穿越车内信道，走到驾驶座后方，察看印得密密麻麻的路线图。

    我先确认“28”号公车路线，找到我们搭乘的地下铁车站的站名，然后沿着路线一站站回溯，都是些熟悉的站名，路线完全和以前一样。我通学的高中名称、医院、大型国民住宅，公车就在那里回转驶下斜坡，以同样的路线返回。没错，是他们弄错。我松一口气，摇摇头，回到表弟站着的地方。

    这时我终于明白支配整个公车奇妙气氛的原因。除了我和表弟之外，公车乘客都是老人。他们背着登山背包，胸前都别着蓝色丝带。几个人正兴奋而焦躁地喃喃说话。我握着支柱茫然望着他们。约四十个老人，气色不错，背脊挺直，脸色红润，有点非现实的奇妙感觉。也许那是因为，我到目前为止还没有被一群老人包围的经验，所产生的错觉。大概是吧。

    我从车上信道返回车后。椅子上的老人只顾讲着彼此的话题，没人留意我的存在。我和表弟是车内唯一的异类，但好象谁都没有察觉，或许根本没人注意。

    隔着信道，坐着两个身材小巧穿著洋装的老太婆，伸直两脚挡着信道。两人都穿很小号码的白色网球鞋。她们两只脚像波浪般上下缓缓摇晃。为什么两人要这样晃，我不清楚。也许没什么特别的意味，只是这样好玩罢了。说不定是登山前的暖身运动。我避开挡着信道的两双网球鞋，返回车后位置。

    看到我表弟才松了一口气。他右手拉着拉环，左手紧握零钱一直在等我。老人们彷佛只是围绕他身旁的一团模糊影子。不过在他们的眼里，像一团模糊影子的，也许是我们吧。我忽然想，对他们而言真正活着的是他们，我们两个才是幻觉。

    “这班公车没错？”表弟不安地问。

    “当然没错，”我保持自若，“我高中每天都搭这班车，不会错。”

    听了以后表弟才安心。

    我没说什么，只是让拉环支撑着体重，一边望着老人们。他们皮肤都晒得很黑，包括了后颈部。而且无例外的身材都很瘦。团体里没有掺一个肥胖的老人。男的大多穿法兰绒登山装，女的穿素雅的洋装。

    他们属于什么团体，我猜不出来。也许是登山团体，也许是参加野餐健行活动。但是这里面的每一个老人，气质和打扮都实在太相似。有如从某种抽屉里被拿出来摆在一起的样品。他们的容貌、体态、讲话方式、服装喜好，都很相似。并不是说没有个人特征。老人们还是有个别的强烈存在感。他们都很健康、血气充沛、皮肤晒黑。每个人都很清洁，动作也俐落。只是存在他们之间，却仍有某种共同的调子。大概是社会地位、想法、行动方式、教养等等所混合起来。彷佛有一种微小的耳鸣正支配着车内，不是那种让人不愉快的，而只是某种奇妙的耳鸣。

    他们搭这辆公车去哪里？我很想问坐对面的老人，问他们要去哪里。又觉得这种想法似乎多余，又打消念头。老人们属于某正当的团体，应该没搭错公车。而且就算搭错，循环路线绕一圈后还会回到原来地点，似乎无需我管闲事。

    “这次治疗会不会痛？”表弟似乎有点忧虑。

    “不知道。”我说。

    “你有没有看过耳科的医生？”表弟问。

    我想想，不记得自己曾看过耳科医生。我看过很多医生，唯独没看过耳科，无法想象医生如何治疗耳疾。

    “以前看会痛吗？”我问。

    “也不是，”表弟说，“偶尔会痛。医生塞东西在耳朵里，还有洗涤耳朵时，会痛。”

    “这次大概差不多吧。你妈妈说这次治疗方式应该不会改变很多。”

    表弟叹口气，抬头望我，“治疗方式和以前一样的话就治不好了，是吧？”

    “不一定，”我说，“这种事很难说。”

    “就像拔软木塞一样？”表弟问。我看表弟一眼，他不像在嘲讽我。

    “对象不同，感受也不同。稍微不一样的手法，也可能产生不同的意义。所以不要轻易放弃。”我说。

    “我不是说想放弃。”表弟说。

    “只是烦？”

    “嗯，”表弟说，“而且有点怕。真的，我不喜欢痛。其实和真的痛比起来，想象的痛更辛苦。你知道我的意思吗？”

    “当然，”我说，“一般人都是这样。”

    他右手抓着拉环，左手小拇指放在嘴里经咬，“我就是这个意思。我看到别人痛，就想象着别人到底有多痛。可是这样的想象，和那人真正经验的痛觉，是完全不同的一回事，我不会讲。”

    我对表弟点头。“疼痛是最个人了。”

    “到目前为止，你最痛的经验是什么？”表弟问。

    “我？”我稍微有点吃惊。我没有想过会被人这样问。痛？

    “身体的疼痛吗？”我问。

    “是吧，”表弟说，“实在没办法忍耐的那种。”

    我两手抓着拉环，茫然望着车外风景，思索着。

    痛？

    我发现在我里面，根本没有任何痛的记忆残留。当然我有几次骑脚踏车跌断牙齿，也有手掌几乎被狗咬穿的经验。但却都没有留下真实疼痛的印象。我摊开左手找寻狗咬的痕迹，伤痕好象消失了。随着时间经过，忘得真干脆。

    “想不起来。”我说。

    “可是经验应该很多吧？”

    “是，”我说，“活得越久，痛的次数越多。”

    表弟耸肩思索。“我不想长大，”他说，“我不想经历各种不同的痛。”他左耳倾得高高的，凝视着车上的拉环，活像一个盲人。

    那年春天，发生了各种厌烦的事。我辞去工作两年的公司，离开公司后，回到家乡。本来想办完事马上回东京找新工作。但在家里过着悠闲除草、修筑篱芭的日子以后，突然兴味索然，不想回东京了。故乡街道已没什么魅力。我在港口眺望轮船、呼吸海风，逛昔时路过的店铺，其它再也没有可做的事。以前的朋友都不在了，街道失去了往日的感觉。眼前呈现的街道宛如一张厚纸板剪成的美工作品。也许是我的年纪增加，但也不完全如此。正因不完全如此，所以我不回东京了。我花了一整天除清庭院杂草、躺在屋檐走廊看书、修理烤面包机，每日这样过着。

    正在无事过日，姑妈正好来我家，提到要把表弟转到新的医院，问我有没有空，在刚开始时带他去几次。医院就在我以前读的高中附近，路途还算熟悉。而且我也有空，就答应了。姑妈想到我可能会请表弟吃饭，给我不少零用钱。大概是顾虑我在失业中吧。多给不妨，我就接受了。

    把表弟转到新医院，主要是因为，目前为止看病的医院几乎没有治疗效果。他失聪的幅度比以前更大。姑妈埋怨医生，医生归咎他们自己的家庭环境问题，所以吵架了。

    谁都不期待转到新医院后，他的听力能突飞猛进。周遭的人们对他的耳朵-虽然嘴里没有明说-几乎完全放弃了。实际情况也是如此。

    我和表弟并不是从以前就感情好。虽然我们两家住不远，大概年纪差距很多，我们并没有特别往来。可是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别人开始把我和表弟看成一对。他会自然把耳朵对着我，我也很疼爱他。为什么有这种印象，我一直没有想到适当的理由。我和表弟之间，其实应该没什么共同点。

    现在看着他倾斜头部，将左耳朝着我的神情，却让我受到某种感动。就像曾经听过的雨声，他的障碍造成某种夸张的举动，和我的身体紧紧结合。亲戚们把我和他看成一对的原因，我似乎明白了。

    “你什么时候回东京？”表弟问。

    我一副肩膀酸痛般地耸耸肩，摇头说，“嗯，什么时候好呢？”

    “好象不急？”

    “不急。”我说。

    “辞职了？”

    “辞职了。”

    “为什么呢？”

    “有点烦。”我说着笑了。

    表弟虽不解，也跟着笑了。换另一手抓着拉环。

    “你会担心没有钱吗，没有工作？”

    “久了就会吧，现在还好。我有储金，辞职的时候也领了一些钱。暂时还好。担心没钱，就再找工作好了，眼前先悠闲过日子。”

    “不错嘛。”表弟说。

    “是不错。”我说。

    公车内维持持续不断的说话声。公车过站不停。驾驶每经过一站都喊出站名，但谁都没有按下停车铃。没人对站名感兴趣，也没有新乘客上车。公车在无信号灯的坡道上缓缓行驶。道路很宽，路面平滑，虽然车子绕来绕去，却几乎没有摇晃震动感。每当公车转变方向时，初夏的凉风就从车窗吹进来。老人们只顾聊着他们之间的话题，无视于车外风景。凉风撩拨着老人们的头发、帽檐、围巾，他们也不在意。他们是完全安安心心坐着公车。

    公车通过第七或第八站牌，表弟开始露出不安的神情。

    “还没到吗？”

    “嗯，还没到。”我说，窗外的风景都很眼熟，我没有感觉不安。新颖的大型公车宛如狡猾的动物，紧贴着柏油道路闷声不响，沿着坡道行驶。

    表弟望着我的手表。表弟看过以后，我也看一眼手表。十点四十分。沉稳的街道，几乎看不到车子或人影。刚过上班的拥挤人潮，又是主妇们上街购物前的缓冲期。社区显得十分安静，公车几乎不停地穿过街道。

    “要到我爸爸的公司上班吗？”表弟问。

    “不，”我说，整理一下头发，“没有打算。为什么问？”

    “只是想想罢了。”表弟说。

    “你听谁说了？”

    表弟摇头，“上班的话也不错。你就会一直留在这里，而且我们家确实缺人手，大家都会很高兴。”

    驾驶员又报出站名，还是无人响应。公车没有减速继续往前经过站牌。我抓着拉环，眺望着很久不见的街道。胃底有一种沉积了许多空气的感觉。

    “我不太适合，”我说。正望着窗外的表弟赶紧把他的左耳对着我。

    “工作不合适，”我又说。说了以后，才感觉说不定会伤了表弟的心。但也没办法，没有说谎的理由。只是我的话如果做了不适当的引述，跑到姑丈的耳里恐怕会引起不必要的误解。

    “你觉得上班无聊吗？”表弟问。

    “不能说无聊，只是我有其它想做的事。”

    “嗯，”他说，大概明白了点。他没进一步问我，到底其它想做的事是什么。我和表弟开着嘴，静静眺望车外风景。

    上升斜坡道，房子逐渐稀疏。苍郁的巨木和浓密的树荫覆盖着地面。矮墙大院和上了漆的外国人住宅。风很沁凉，转弯后，海在车的后方，我和表弟的眼睛追逐着风景。

    我们到达医院，老人们还在絮絮琐琐说着话。有人提高了笑声，似乎其中一个老人说了好笑的事情，他的周围不时萦绕着笑声。我按了拉环旁的下车钮，示意表弟走向出口。虽然曾有几个老人不经意地将目光瞥向我们，大致上都对停车或谁要下车，完全不感兴趣。我们走下路面，听到车子的油压机械自动关门的声音。满载着老人的公车仍沿着坡道行驶，在道路的大转弯处消失了踪影。我仍然不清楚，老人们究竟要去哪里。

    我望着公车的行驶方向，表弟在我身旁以同样的姿势站着。他的左耳总是对着我，随时准备接收我可能要说的话。不习惯的话，这可以说是有点奇怪的姿势，好象我一直在被人要求着什么。

    “走吧。”说着，我拍拍表弟的肩膀。

    约诊时间到，我看着表弟走入诊疗室，搭电梯到一楼餐厅。我看玻璃柜摆的餐点样品，不怎么好吃的样子，但是肚子真的饿了，我只好点了看来比较不会难吃的烤饼咖啡组合。接过来尝一口后，咖啡的味道还可以，烤饼则实难吃。冷冷糊糊的，糖浆又太甜。我勉强将半个饼塞进喉咙后，剩下的实在吃不下去，只好把盘子推开。

    因为是平日上午，餐厅除了我，只有另外一家人。入院的父亲看来四十多岁，母亲带着两个小女孩来探病。小女孩是双胞胎，穿著同款洋装，两人都弓着身体正在喝橘子汁。父亲大概受伤或生病，不像很严重。双亲和两个孩子的脸上都浮着无聊乏味的表情。

    窗口前面有一片大草坪。草剪得很整齐，还有砂石铺成的散步道。各处都有洒水器，不停旋转着，为草地洒水。两只尾巴很长、叫声很大的马儿飞越草地上空，从视野消失。宽阔的草坪前是网球场和篮球场。网球场确实张着网，却没人打球。沿着网球场与篮球场，耸立宛如一面墙壁般的高大榉树。从枝叶之间可窥视海面。枝叶很繁密，虽然不能清楚看见水平线，却可隐约看到小小的波浪，在初夏太阳照射下，闪着眩目的光芒。

    窗子正下方是铁丝网围起来的家畜小屋。有五间小屋，可能以前饲养各种不同的动物，现在只剩下山羊和兔子。山羊一头，兔子两只。两只褐色的兔子在忙着吃草。山羊彷佛脖子很痒，不停往铁丝网的支柱摩擦。

    有种似曾相识的感觉。宽阔草坪、海面、网球场、兔子、山羊、双胞胎女孩喝着橘子汁……这样的景色。这当然是错觉，因为我是第一次来到这家医院。草坪、海面、网球场、兔子、山羊、双胞胎女孩等等，不可能在别的地方看过完全一样的。

    我喝着咖啡，两脚靠在面前的椅子上。闭上眼，喘一口气。闭上眼后，彷佛看到厚重的闇黑里，出现了一块疙瘩样的物质-某种白色钻石般的气体，有如显微镜下的微生物，会膨胀、又会收缩。奇妙的东西。

    再张开眼，一家四人早已不见踪影，餐厅只剩下我一个人。我点烟。我无聊时都是如此，眺望香烟的烟雾度过茫茫的时间。我吸一支烟，喝口玻璃杯里的水，再闭上眼，似曾相识的感觉还残留在脑海。

    说也奇怪。我上次到医院是八年前。和这里完全不同外观的医院。那家医院也有餐厅，但从餐厅窗口只能看见一排夹竹桃。那家医院很老旧，充满雨后阴湿的味道。不致和这家医院混淆才对。

    那年夏天，我十七岁。那年还发生了什么事？我努力回想，还是想不起来。为什么一件都想不起来？我的脑海浮起那年，班上几张熟悉的脸孔。但也仅只如此，和发生什么事或情境，都没有直接关连。

    并不是真的失去记忆。不如说，头里面的记忆塞得太紧，不知该如何唤出来。某种控制装置激活，就把好不容易才从头里小洞爬出来的记忆，有如剪断蜥蜴般地剪成数段，变成一堆纷散的记忆断片。

    那年夏天，我十七岁。我和友人沿着海岸骑车到那家老旧医院。他的女友胸腔手术入院，我们去探病。

    不是严重的手术，她的胸部天生有一条肋骨向内弯，因此进行矫正肋骨的手术。不是很紧急，只是与其等到年纪大才做手术，不如趁年轻先做。所以才利用暑假期间手术。虽然手术本身很快就完成，由于肋骨位置太接近心脏，医师嘱咐需术后观察。入院做精密检查也好。约需入院两周。

    我们共骑一辆山叶一二五CC机车去医院。去时他开，回程我开。我没有很想跟着友人去探望女友，是他拜托我无论如何一道去的。“去了不知该说什么好。”他说。我和他都没有上过大医院，是什么样子没法想象。

    半路上，他在糕饼店前停下，买一盒巧克力。我一手抓着他前面腰带，一手提着巧克力盒。那天很热，我们的T恤湿透又被风吹干。如此反复好几次，有如家畜小屋的气味。友人驾着机车，一路不停大声唱歌。坐在他后面闻着他腋下的汗味，我的头快炸了。

    我们到达医院大门前，将机车停放岸边，先找树荫躺下喘口气。海滩很脏，夏季快终了，游泳人数不多。我们有十五分钟之久边吸烟边说话。我想到就是那个时候巧克力融化了。当时我们完全没有注意到巧克力。

    “不会有些奇怪？”他说，“也就是现在，像这样的光景，我们两人在这里。”

    “不奇怪。”我说。

    “我也知道并不奇怪，”他说，“但还是怪怪的。”

    “例如什么？”

    友人摇摇头。“我也不清楚，场所或时间，一定是哪里不对。”

    八年前的事，友人现在已经死了。已不在了。

    我拉开椅子站起来，走向收款机的女孩，买了咖啡点券，交给女侍后回到桌子，再度眺望着海面。第二杯咖啡送来了，咖啡杯旁附着砂糖包、一小球奶精。我撕开糖包，将砂糖倒入烟灰缸，在上面淋上奶精，搅拌烟灰，像在拌泥土。为什么这么做，我自己也不清楚。不如说，时间不知不觉过去，我不知不觉做了这件事。看到烟灰缸里的砂糖、奶精、烟叶混成一团烂泥之后才知道自己做了什么。我常常这样，不擅压抑感情。

    我勉强平衡身体，双手拿着咖啡杯，嘴唇接触杯缘缓缓饮下咖啡。热热的咖啡从嘴唇到达喉咙，从喉咙到达食道。我确认自己身体内完全被蒙蔽的那部分。我摊开靠在桌上的双手，合上。仔细望着手表秒针从01转到60的变化。

    我不知道。

    一项项拾起检视，都不是了不起的记忆。也不十分特别。友人到医院探望女友，我跟着去，如此而已。没有更多了。没什么特别需要想的。

    她穿著蓝色的睡衣。宽松的新睡衣。胸口上印着JC。我猜想JC的意义。是JUNIORCOLLEGE或是JESUSCHRIST的缩写？后来才知JC是某个品牌。

    我们三人坐在餐厅。吸烟、喝可乐、吃冰淇淋。她喊饿，又追加热可可和甜甜圈，她似乎总是吃不够。

    “出院要变成猪了。”友人说。

    “手术恢复期，需要营养呀。”她说。

    两人说话时，我眺望着种在窗外的一排夹竹桃。一大丛夹竹桃，彷佛一座小的森林。海涛声些微可闻，扶栏被海风侵蚀剥落，天花板的老式风扇缓缓划着，打散室内的热空气。餐厅可以清楚闻到医院气味。吃的、喝的，什么东西都带医院气味。我第一次到这种老旧医院，被这气味包围着，有一种茫然悲哀的感觉。

    她的睡衣胸口附着两口袋。其中一个口袋不知为什么，别着一支原子笔。是地下铁车站商店买的，很便宜的原子笔。她打开的V字型衣领，露出她没晒到太阳的白皙胸口。我一想到那胸口的深处，有一条曾被移动过的肋骨，感到很奇妙。

    再来呢，我做了什么？我想着，喝可乐、眺望夹竹桃、想象女孩的胸骨，然后呢，然后发生什么事？

    我改变坐在椅上的姿势，两肘支撑着脸颊，努力挖掘脑海里的记忆底层，彷佛用尖细的刀尖剔开软木塞。

    无论我怎么想，记忆总在半途戛然停止。我的记忆里只有“她雪白的胸骨”。其它再也没有了。或许是她的胸骨带给我太强烈的印象，使记忆凝结在一点。

    那时我一直无法想象，为了矫正肋骨位置而切开身体，割开数层肌肉，露出骨头，手伸进去，调整骨头位置，缝合肌肉，然后，已缝合的肌肉又恢复成一个女孩……等等。

    她睡衣底下没有戴胸罩。她弯下身体时，我看到从V字型领口露出的平坦乳沟。我闭上眼。那时我到底该如何，我也不知道。

    平坦白皙的乳沟。

    是了，那时我们聊着跟性有关的事。友人说的，他以加油添醋的方式说着我的糗事。我曾骑机车载女孩去海边，脱了人家衣服后却什么也没做，等等失败经验。其实并没那么有趣，但他说得实在生动，我们都笑了。

    “不要惹我笑，我一笑胸部就会痛。”她笑着说。

    “哪一个部位会痛？”友人问。

    她举起手指，比着她心脏稍上方，左边的乳房内侧。友人对着那部位不知又说了什么，惹得她又大声失笑。我也笑着点燃香烟，一边眺望着外面的风景。

    我看表，十一时四十五分。表弟还没出来。已接近午餐时间，餐厅开始人多起来。还有几个穿睡衣、头部绑绷带的人。餐厅混合着咖啡和牛排汉堡餐的味道。一个小女孩正在纠缠母亲，不知吵着要什么。

    我的记忆陷入完全的睡眠状态。四周的沙沙声，有如白色烟雾，在我眼前漂流。

    我的脑海常被单纯的事搞得很混乱。例如人为何会生病，骨头移位脱臼，耳朵里面的弯曲，某种记忆会不规则跑进脑内，人会生病，病会冒出身体，细小到眼睛看不见的小石子会跑进神经的细缝，肌肉会溶化，骨骼会松软……等等。女孩睡衣口袋里，放着一支便宜的原子笔。

    原子笔。

    我再闭上眼，深呼吸。两手指头一起抓着咖啡匙。四周沙沙声稍稍减弱。女孩手里拿着原子笔，正在纸巾的背面描绘着什么。她弯低身体描绘着，我看到白哲平坦的乳沟。

    她描绘着。原子笔的笔尖刮破柔软的餐巾纸，女孩仍忘我地不停画。半途不知该如何继续时，她就停下来，轻咬原子笔的蓝色笔套。不是很用力，没有留下齿痕的程度。

    她在画着山丘。形状复杂的山丘，像古代史教科书插画出现的那种山丘。山丘上一栋小小的房子，房子里睡着一个女人。房子四周种植茂盛的盲柳。盲柳让女人睡着。

    “盲柳是什么？”友人问。

    “某一种柳树。”她说，“沾到盲柳花粉的小蝇飞进耳朵里，让女人睡着。”

    她拿出一张新的餐巾纸，在上面画一株大的盲柳。盲柳和杜鹃一般大。虽然也开花，但是花被茂密的叶片紧紧包裹。叶片绿色，形状像一团l蜥蜴的尾巴。过于细小的叶片使盲柳不像普通柳树。

    “有香烟吗？”友人问我。我隔着桌子丢过一句短的HOPE烟和火柴盒给他。他点燃一支火柴，把那包烟丢回给我。

    “盲柳外表很小，根部却是不可思议地深。”她说明，“其实到达某种年龄后，盲柳就放弃往上生长，改为往下延伸。不停吸收地底的闇黑为养分。”

    “小蝇运送花粉到女人的耳朵，让女人睡着。”友人说，“小蝇呢？”

    “进入女人的体内，噬食她的肉。当然。”她说。

    “哇。”友人说。

    对了，那个夏天她写了关于盲柳的长诗，而且向我们说明情节。那是她唯一的暑假作业。她根据某夜的梦境，坐在床上，花了一周时间写下的长诗。友人说想拜读，她却说详细部分还没写好而婉拒。她只说明那幅画。

    为了寻访被盲柳催眠的女人，一个年轻男子攀上山丘。

    “是在说我吧，一定，”友人插嘴。她微笑，继续说明。

    他努力拨开茂盛的盲柳，往上攀爬。盲柳蔓延茂密，年轻男子是第一个爬上山丘的人。他将帽檐压得低低的，一手挥赶小蝇，瞒跚爬上斜坡的顶端。

    “结果呢？辛苦爬上小屋后，才发现女人的身体早被小蝇吃完了？”友人问。

    “某种意义而言，是的。”她答。

    “某种意义而言，肉体被噬食殆尽，某种意义而言，是一出悲剧？”

    “嗯，是吧。”她说着笑了。

    “这种残酷的故事，恐怕妳们学校的修女听了会不高兴？”他说。她念天主教会的女子高校。

    “不过，我觉得有意思。”我首次开口，“我是说情境很好。”

    她转向我，噗哧一笑。

    “哇。”友人说。

    看到表弟走出来，十二点二十分。脸上一副茫然、焦点不定的神情。手拿着白色的纸药包。从他出现餐厅门口，又花了好一段时间才吃力走到我的桌前。他吃力地拖着失去平衡感的步伐。

    他在我面前椅子坐下，大大喘口气。

    “怎么样？”我问。

    “嗯，”表弟说。我等待他开口，他一直沉默。

    “肚子饿吗？”我试着问。

    表弟默默点头。

    “要不要在这里吃，还是搭公车到山下？”

    表弟稍微迟疑一下，环视一遍餐厅，说在这里吃好了。

    我向女侍挥手点了两份午餐定食。表弟说他口渴，也点了可乐。午餐端来之前，表弟茫然地望着窗外风景。望着海面、山毛榉、网球场、洒水器、山羊、兔子。他一直把听不见的右耳朝向我，所以我都没说话。

    过了很久，午餐定食才送来。我虽然很想喝啤酒，医院餐厅却没供应啤酒。没办法，我只好拿一支牙签抠着指甲的软皮。隔壁桌坐一对穿戴体面的中年夫妇，吃着意大利面，一边谈着罹患肺癌的熟人。早上起来吐血痰、插管进血管等。妻子发问，丈夫回答。所谓癌症，乃是将人生方向做一种很大浓缩的病，他说。

    午餐定食是牛排汉堡餐、煎鱼、沙拉、面包卷和杯汤。我俩默默吃着，喝汤、撕面包、涂奶油，用叉子拿沙拉，以刀子切开牛排汉堡，将意大利面条滚成一团送入嘴。这期间旁边的夫妇继续癌症话题。丈夫热心提到，最近癌症病例有急速增加的趋势。

    “现在几点？”表弟问。我弯着手腕看表，吞下口里的面包。“十二点四十分。”我说。

    “十二点四十分吗？”表弟重复一遍。

    “原因不太清楚，”表弟说，“为何会听不到，找不到异常原因。”

    “哦？”我说。

    “当然，今天只是第一次。只是基本检查，进一步精密检查还不知道……好象要长期治疗。”

    我点头。

    “医师都是这样。哪里的医院都一样。找不出确实原因的时候，都把问题归到病人本身。检查了耳朵，拍摄X光片，测定反应力，测脑波，什么异样也看不出来，最后只是归诸我自己的问题。耳朵没有坏，所以一定是你本身的某种缺陷吧。一直都是这种说法。最后都怪我。”

    “可是你真的听不见呀。”我问。

    “嗯，”表弟说，“当然真的听不见，我没说谎。”

    表弟微微转头，看着我。对于自己被怀疑，好象很习惯的样子。

    我们坐在候车亭的板凳，等待回程公车。公车返回需十五分钟左右。我建议既然是下坡，不如先慢慢走下去一、两站如何。表弟说还是在这里等好了。不就是搭同一班公车吗？嗯，这么说也是。我说。附近有小店，我拿钱给表弟，请他帮我买罐装啤酒。表弟也为自己买了可乐。同样的好天气，同样约五月风吹着。闭上眼，手砰地拍一声，张开眼睛，突然想，四周会不会突然改变呢？是因为风，风附在皮肤上的存在感。一种奇异的，像被搓刀磨来磨去的感触。这么说来，是以前就有的感觉。

    “你也这样想吗？由于心理因素，使我有时听得见，有时听不见？”表弟说。

    “我不知道。”我说。

    “我也不知道。”表弟说。

    表弟玩着放在膝盖上的包药纸袋。我一口一口啜饮五百CC罐装啤酒。

    “是怎样的听不见？”我问。

    “怎么说呢，”表弟说，“好象收音机的转钮，忽然收讯不良，音波断断续续，渐渐，声音变弱，然后完全消失。不久后，音波又断断续续出现，一时又听得到。当然和正常人比起来，声音是微弱的。”

    “好象很严重。”我说。

    “你是说一边耳朵听不见？”表弟问。

    “我是说时有时无的听觉。”我回答。

    “不知道，到底哪一样比较严重？与耳朵听不见无关的一些惊奇常常变得意外严重。”

    “嗯。”我说。

    “耳朵变成这样，一定对很多事情都会大吃一惊。”

    “嗯。”我说。

    “听起来，好象我很得意？”

    “没这回事。”我说。

    表弟一边揉着纸袋，又开始思索。我把剩下三分之一啤酒倒进水沟。

    “有没有看过约翰．福特导演的电影《一将功成万骨枯》？”表弟突然问。

    “没有。”我说。

    “电视有播映，”表弟说，“满有趣的电影。”

    “嗯。”我说。

    一辆绿色的外国进口跑车疾驶出医院门口，转向右弯，往下坡驶去。跑车里坐着一个中年男子。车身映着阳光，像一只过度发育的甲虫般，反射夺目的光彩。我想着癌症，吸着烟。想着把人生方向做一种很大浓缩的病是怎么回事。

    “说到那部电影，”表弟说。

    “嗯。”我说。

    “一开始，有位有名的将军来到堡垒，好象是来巡察。”

    《一将功成万骨枯》的话题。

    “嗯。”我说。

    “一位身经百战的少校出来迎接那将军，少校是约翰．韦恩。将军是从东部来的，对于西部的事情不是很清楚。就是印第安人的事情。堡垒四周的印第安人正在叛乱。”

    “嗯。”

    “将军一到堡垒，约翰．韦恩就出来迎接，说『欢迎来到理欧格兰特堡。』-『我一路上遇到好几个印第安人，要多加留意防备。』将军说-『没问题，如果阁下还能见到印第安人，就表示已经没有印第安人了。』约翰韦恩回答-正确台词我忘了，大抵是这个意思。你知道是什么意思吗？”

    我吸一口烟，吐出来。

    “如果能让大家的眼睛都看到，事情还不到最严重的地步。”我说。

    “是这样吗？”表弟说，“我不知道真正的意义。但是只要有人对我的耳朵表现同情态度，我就不由得想起电影这幕场景，『如果还能见到印第安人，就表示已经没有印第安人了。』”

    我笑了。

    “很好笑吗？”表弟问。

    “好笑。”我说。表弟也笑了。

    “你喜欢看电影？”我问。

    “喜欢。”表弟说，“可是耳朵听不见时，就几乎不能看。所以没有看很多。”

    “等耳朵好了，带你去看电影。”我说。

    “好。”表弟很高兴。

    我看表。一点十七分。公车还有四分钟才到。我抬头茫然眺望天空。表弟抓着我的手腕看表面。我一直望着天空，以为四分钟过去了，再看表，其实才两分钟。

    “嘿，”表弟对我说，“要不要看我的耳朵？”

    “为什么？”我说。

    “看看嘛。”表弟说。

    “好呀。”我说。

    他面向后坐着，右侧耳朵朝向我。表弟理短发，可以清楚看见耳朵。是形状很漂亮的耳朵。整体而言稍小了一点，耳垂却很膨大。很久没有这样仔细瞧别人的耳朵了。仔细看，耳朵是一块奇妙的东西。想不到耳朵这样弯弯曲曲的，有凹陷也有凸出。为什么耳朵会长得这么奇怪？我不很清楚。也许是收集声音和防御机能的同时，自然的演化。

    在这弯曲的耳壁包围之处，竟出现一个黑色的信道。耳朵的洞穴本身是个无可比拟的东西。

    “可以啰。”我观察一遍后说道。

    表弟转过身面向前面，回到刚才板凳上的坐姿。“怎么样，有没有奇怪的地方？”他问。

    “外表看起来，没什么可疑。”我说。

    “是不是有一点点奇怪，难道没有吗？”

    “看起来十分普通的耳朵，和大家的一样。”我说。

    “喔。”他说。表弟似乎对我这样干脆的回答有几分失望。但我究竟该怎么说才好呢？不知道。

    “治疗会痛吗？”我问。

    “不会。和以前一样。”表弟说，“只有听力检查使用新的机器，后来的都没有差别。耳科到哪里都是差不多，差不多一样的医生，问差不多一样的问题。”

    “嗯。”我说。

    “同样的地方被同样不停搅弄之后，现在彷佛有磨破的感觉，好象不是自己的耳朵。”

    我眼睛瞥向手表，是公车谈到的时间。我拿出裤袋里的零钱，选了二百八十圆，交给表弟。表弟把金额重新算一遍，慎重地握在手里。

    我和表弟不再说话。看着斜坡前方闪闪发亮的海面，坐在板凳上等公车。

    我在沉默中思索，也许表弟耳朵里面有无数小蝇，小蝇在耳朵筑巢、啮食。小蝇的六只脚沾着花粉，进入耳朵，贪婪吃里面柔软的肉。即使等待公车到来这一刻，牠们仍不停钻进表弟浅粉红色的内里吸吮汁液，然后爬到脑里产卵。随着时间过去，牠们慢慢往上攀爬。没人注意到小蝇的存在，牠们的身体太细小，牠们拍翅的声音太低微。

    “二十八号，”表弟说，“是走二十八号公车，对吧？”

    斜坡右旁的大转弯处，一辆公车正向这边驶来。是熟悉的旧型公车，正面挂着“28”号牌。我从长凳站起，伸出手招呼公车驾驶。表弟打开手掌，再数一遍零钱数目。我和表弟两人并肩站着，等待公车打开车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