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的骨灰终于有了下落。一九七八年哥哥摘掉帽子从黑龙江返回上海，便开始四处打听，寻找父亲的遗骸了。他曾经数度到崇明岛去查询，可是不得要领，那边劳改农场的领导已经换过几任，下面的人也不甚清楚有过罗任平这样一个人。“文革”期间，从上海下放到崇明岛劳改的知识分子，数以千百计，父亲在交通大学执教，虽然资格很老，但只是一个普通数学教授，还称不上“反动学术权威”。他在崇明岛上的生死下落，自然少有人去理会。那个年代，劳改场上倒毙一两个年迈体衰的知识分子，大概也是一件很平常的事情。哥哥奔走年余，父亲的骨灰下落，始终石沉大海。父亲在崇明岛上劳改了八年，是一九七六年初去世的，离“四人帮”倒台，只差几个月的光景。哥哥信上说，按规定，骨灰保存，时限是三年；三年一过，无人认领，便会处理掉，因此他焦急万分，生怕年限一到，父亲的骨灰流离失所，那么便永无安葬之日了。未料到今年秋天，突然间，峰回路转，交通大学竟主动出面，协助哥哥到崇明岛追查出父亲遗骸的所在。哥哥把父亲的骨灰，迎回上海家中，马上打了一个电话到纽约给我，电话中他很激动，他说交大预备替父亲开追悼会，为他平反，恢复名誉，并且特地邀请我到上海去参加，这，都得感谢美国福斯特惠勒公司。今年六月福斯特惠勒与中国工业部签定了一项合同，卖给北京第一机械厂一批巨型涡轮，这批交易价值三千多万美金，是公司打开中国市场的第一炮，因此分外重视，特别派我率领一个五人工程师团，赴北京训练第一机械厂的技术人员。工业部的接待事项筹划得异常周到，连我们上海徐家汇的老房子也派人去赶着粉刷油漆了一番，并且还新装上电话，以便我到上海参加父亲的追悼会时，可以住在家中，与哥哥团聚。不消说，父亲的追悼会，一定也是细心安排的了。

    一九四九年春天，上海时局吃紧，父亲命母亲携带我跟随大伯一家先到台湾，他自己与哥哥暂留上海，等待学期结束，再南下与我们会合。不料父亲这一个决定，使得我们一家人，从此分隔海峡两岸，悠悠三十年，再也未能团聚，母亲在台湾渡过了她黯淡的下半生，从她常年悒郁的眼神以及无奈的喟叹中，我深深地感觉到她对父亲那份无穷无尽的思念。最后母亲缠绵病床，临终时她满怀憾恨，叹息道：“齐生，我见不到你爹爹了。”她嘱咐我，日后无论如何，要设法与父亲取得联系。

    一九六五年我来美国留学，到纽约哥伦比亚大学攻读工程博士，第一件事就是托香港一位亲戚，辗转与父亲联络上，透过亲戚的传递，我与父亲开始通信。我们只通了六封，便突然中断，因为“文革”爆发了。从此，我也就失去了父亲的音讯，哥哥信上说，父亲是因为受了“海外关系”的连累，被打为“反革命分子”的，而我写给他的那几封家书，被抄了出来，竟变成了“里通外国”的罪证。父亲下放崇明岛到底受了些什么罪，哥哥一字未提，他只含蓄地告诉我，父亲一向患有高血压的痼疾，最后因为脑充血，倒毙劳改场上，死时六十五岁。

    旧中国的行程，都由公司替我们安排妥当，十二月二十日乘泛美飞往上海，十九日，我先飞旧金山，打算在旧金山停留一晚，趁便去探望两年没有见面的大伯，在他那里过夜。大伯住在唐人街的边缘，一幢老人公寓里，在加利福尼亚街底的山坡上，是一座灰扑扑四层楼的建筑，里面住的都是中国老人，大多数是唐人街的老华侨，也有几个是从台湾来的，三年前，我到旧金山开会，第一次到大伯的住所去看他，我进到那幢老人公寓，在那幽暗的走廊上，迎面便闻到一阵中国菜特有的油腻味，大概氤氲日久，浓浊触鼻，大伯住在楼底一间两房一厅的公寓里，那时伯妈还在，公寓的家具虽然简陋，倒是收拾得整整齐齐的。客厅正面壁上，仍旧悬挂着大伯和萧鹰将军合照的那张放大相片，相片差不多占了半面墙，框子也新换过了，是银灰色，铝质的。几十年来无论大伯到哪里，他一直携带着那张大相片，而且一定是挂在客厅正面的壁上。那张相是抗战胜利还都南京的那一年，大伯和萧将军合照的。大伯说，萧将军从来没跟他部下合照过相，那次破例，因此大伯特别珍惜。相中萧将军穿着西装，面露笑容，温文儒雅，丝毫看不出曾是一位声威显赫，叱咤风云的英雄人物。大伯那时大概才三十出头，他立在萧将军身侧，穿了一身深色的中山装，剃着个陆军头，十分英武的模样，大伯南人北相，身材魁梧，长得虎背熊腰，一点也不像江浙人，尤其是他那两刷关刀眉，双眉一耸，一双眼睛炯炯有神，颇有慑人的威严，后来大伯上了年纪，发胖起来，眼泡子肿了，又长了眼袋，而且泪腺有毛病，一径泪水汪汪的，一双浓眉也起了花白，他那张圆厚的阔脸上反而添了几分老人的慈祥。不过他仍旧留着短短的陆军头，正式场合，一定要把他那套深蓝色的毛料中山装拿出来，洗熨得干干净净的，穿在身上，只是他那一双腿，却愈来愈跛了，走起路来，左一拐，右一拐，拖着他那庞大沉重的身躯，显得异常蹒跚吃力。从前在台湾，我到大伯家去，大伯常常把我和堂哥拘到跟前，听他数说抗战期间，他在上海“翦除日寇，制裁汉奸”的英勇事迹。说得兴起，他便捞起裤管子亮出一双毛茸茸的大腿来给我们看，他那双腿是畸形的，膝盖佝曲，无法伸直，膝盖一圈紫瘫累累，他指着他那双伤残的腿对我说道：

    “齐生，你大伯这双腿啊，不知该记多少功呢！”

    大伯在一次锄奸行动里，被一个变节的同志出卖了，落到伪政府“特工总部”的手里，关进了“七十六号”的黑牢中。大伯在里面给灌凉水。上电刑，抽皮鞭子，最后坐上了老虎凳，而且还加了三块砖，终于把一双腿硬生生地绷折了。大伯被整得死去活来，可是始终没肯吐露上海区的同志名单，救了不少人的性命，抗战胜利，大伯抗日有功，颇获萧将军的器重。那张照片，就是那时拍摄的，而大伯的事业同时也达到了他一生中辉煌的巅峰。到了台湾后，因为人事更替，大伯耿直固执的个性，不合时宜，起先是遭到排挤，后来被人诬告了一状，到外岛去坐了两年牢，七十年代初，大伯终于全家移民到了美国。上一次我到他的公寓去看他，他和伯妈刚从堂哥帕洛阿图那个家搬出来。伯妈趁着大伯去洗手间，朝里面努了努嘴，悄悄对我说道：

    “老头子这回动了真怒，和媳妇儿子闹翻了。”

    原来大伯住在堂哥家，没事时就给他两个小孙子讲述“民国史”，大概就像他从前给我和堂哥两人所上的课类似。偏偏堂嫂却是一个历史博士，专修近代史的，而且思想还相当左。她与大伯的“历史观”格格不入，她认为大伯不该尽给她两个儿子讲他那些“血腥事件”。大伯嗤之以鼻，诘问堂嫂道：

    “我考考你这个历史博士：萧鹰将军是何年何月何日出事的？出事的地点何在？这件历史大事你说说看。”

    堂嫂答不出来，大伯很得意，他说如果他是主考官，堂嫂的博士考试就通不过，堂嫂背地里骂了大伯一句：“那个老反动！”大伯却听见了，连夜逼着伯妈便搬了出来。老人公寓房租低，大伯在唐人街一家水果铺门口摆了一个书报摊，伯妈也在一家洗衣店里当出纳，两老自食其力。

    “你大伯摆书摊是姜太公钓鱼！”伯妈调侃大伯道。

    大伯的书报摊左派书报他不卖，右派的又少有人买，只有靠香港几本电影刊物在撑场面。不过大伯并不在意，他说他跟伯妈两人是在实践“新生活运动”。他又开始练字了，从前他在台湾，有一段日子在家中赋闲，就全靠练字修身养性，后来还真练就了一手好草书，江苏同乡会给他开过一次书法展。那天我去的时候，大伯正在伏案挥笔，书写对联，录的是陆放翁的两句诗：“夜阑卧听风吹雨，铁马冰河入梦来。”一手草书写得笔走龙蛇，墨迹还没有干。大伯说，那副对联是写给楼上田将军的，田将军也是一位退了役的少将，从前跟大伯是同一个系统，大伯搬进这幢老人公寓，还是田将军介绍的。田将军画马出名，他的画在唐人街居然还卖得出去，卖给一些美国观光客，他自己打趣说他是“秦琼卖马”。田将军送过一幅“战马图”给大伯，大伯回赠对联，投桃报李。大伯在对联上落了款，他命我将两幅对联高高举起，他颠拐着退了几步，颇为得意地欣赏着自己的杰作，对我笑道：

    “齐生，你看看，你大伯的老功夫还在吧？”

    旧金山傍晚大雾，飞机在上空盘桓了二十多分钟才穿云而下，我从窗户望下去，整个湾区都浸在迷茫的雾里，一片灯火朦胧。我到了唐人街，在一家广东烧腊店买了一只烧鸭，切了一盘烤乳猪，还有一盒卤鸭掌——这是大伯最喜欢的下酒菜，打了包，提到大伯的住所去。加利福尼亚街底的山坡，罩在灰濛濛的雾里，那些老建筑，一幢幢都变成了黑色的魅影。爬上山坡，冷风迎面掠来，我不禁一连打了几个寒噤，赶忙将风衣的领子倒竖起来。纽约已经下雪了，因为圣诞来临，街上到处都亮起了灿烂的圣诞树，白绒绒的雪花随着叮叮咚咚的圣诞音乐飘落下来，反而给人一种温馨的感觉。旧金山的冷风夹着湿雾，当头罩下，竟是寒恻恻的，砭人肌骨。

    大伯来开门，他拄了一根拐杖，行走起来像是愈加艰难了。

    “大伯，我给你带了卤鸭掌来。”

    我举起手上的菜盒，大伯显然很高兴，接过菜盒去，笑道：

    “亏你还想得到，我倒把这个玩意儿给忘了！我有瓶茅台，今晚正用得着这个。”

    我放下行李箱，把身上的风衣卸去。大伯公寓里，茶几、沙发，连地上都堆满了一叠叠的旧报纸、旧杂志，五颜六色，非常凌乱，大概都是卖剩下的。

    “喏，这就是任平的小儿子——齐生。”

    大伯拄着拐杖，蹭蹬到饭桌那边，把菜盒搁到桌上。这下我才看见，饭桌那边，靠着窗户的一张倚子上，蜷缩着一个矮小的老人，大伯在跟那个老人说话，老人颤巍巍地立起，朝着我缓缓地移身过来，在灯光下，我看清楚老人原来是个驼背，而且佝偻得厉害，整个上身往前倾俯，两片肩胛高高耸起，颈子吃力地伸了出去，顶着一颗白发苍苍的头颅；老人身子十分羸弱，身上裹着的一件宽松黑绒夹祆，好像挂在一袭骨架子上似的，走起路来，抖抖索索。

    “唔，是有点像任平。”

    老人仰起面来，打量了我片刻，点头微笑道。老人的脸削瘦得只剩下一个巴掌宽，一双灰白的眉毛紧紧纠在一起，一脸愁容不展似的，他的嘴角完全垂挂了下来，笑起来，也是一副悲苦的神情，他的声音细弱，带着颤音。

    “他是你鼎立表伯，齐生。”

    大伯一面在摆设碗、筷，回头叫道。

    一刹那，我的脑海闪电似地掠过一连串的历史名词：“民盟”、“救国会”、“七君子”，这些轰轰烈烈的历史名词，都与优生学家名教授龙鼎立息息相关，可是我一时却无法把当年“民盟”健将、“救国会”领袖、我们家鼎鼎大名的鼎立表伯与目前这个愁容满面的衰残老人连在一起。

    “你不会认得我的了，”老人大概见我盯着他一直发怔，笑着说道，“我看见你的时候，你才两三岁，还抱在手里呢。”

    “人家现在可神气了呀！”大伯在那边插嘴道，“变成‘归国学人’啦！”

    大伯知道我这次去跟北京做生意，颇不以为然。

    “我是在替美国人当‘买办’罢咧，大伯。”我自嘲道。

    “现在‘买办’在中国吃香得很啊。”鼎立表伯接嘴道，他尖细的笑声颤抖抖的。

    “你怎么不带了太太也回去风光风光？”大伯问道。

    “明珠跟孩子到瑞士度假去了。”我答道，隔了片刻，我终于解释道。

    “她不肯跟我去中国，她怕中国厕所脏。”

    两个老人愣了一下，随即呵呵地笑了起来。明珠有洁癖，厕所有臭味她会便秘，连尿也撒不出。我们在长岛的家里，那三间厕所一年四季都吊满了鲜花，打理得香喷喷的，我们公司有一对同事夫妇，刚去中国旅游回来，同事太太告诉明珠，她去游长城，上公厕，发现茅坑里有蛆。明珠听得花容失色，这次无论我怎么游说，也不为所动。

    大伯摆好碗筷，把我们招了过去，大家坐定下来，桌上连我带来的烧腊，一共有七八样菜，大概都是馆子里买来的。

    “你表伯昨天刚到。”

    大伯打开了一瓶茅台，倒进一只铜酒壶里，递了给我。我替大伯、鼎立表伯都斟上了酒。

    “今天我替你表伯接风，也算是给你送行。”

    大伯举起了他那只个人用的青瓷酒杯，却望着鼎立表伯，两个老人又摇头又叹气，半晌，大伯才开腔道：

    “老弟，今夕何夕，想不到咱们老兄弟还有见面的一天。”

    鼎立表伯坐在椅上，上身却倾俯到桌面上，他的颈子伸得长长的，摇着他那一头乱麻似的白发，叹息道：

    “是啊，表哥，真是‘此身虽在堪惊’哪！”

    我们三个人都酌了一口茅台，浓烈的酒像火一般滚落到肠胃里去。大伯用手抓起一只卤鸭掌啃嚼起来，他执着那只鸭掌，指点了我与鼎立表伯一下。

    “你从纽约去上海，他从上海又要去纽约——这个世界真是颠来倒去吓。”

    “我是做梦也想不到还会到美国来。”鼎立表伯欷歔道。

    “我们一直以为你早就不在人世了，”大伯舀了一调羹茄汁虾仁到鼎立表伯的盘子里，“这么多年也不知道你的下落。前年你表嫂过世，你哥哥鼎丰从纽约来看我，我们两人还感叹了一番：当初大陆撤退，我们最大的错误，就是让你和任平留在上海，怎么样也应该逼着你们两人一起离开的。”

    “那时我哪里肯走？”鼎立表伯苦笑道，“上海解放，我还率领‘民盟’代表团去欢迎陈毅呢。”

    “早知如此，那次我把你抓起来，就不放你出去了——干脆把你押到台湾去！”大伯呷了一口酒，咂咂嘴转向我道，“你们鼎立表伯，当年是有名得很的‘民主斗士’呢！一天到晚在大公报上发表反政府的言论，又带领学生闹学潮，搞什么‘和平运动’，我去同济大学把他们一百多个师生统统抓了起来！”

    大伯说着呵呵地笑了起来，他的泪腺失去了控制，眼泪盈盈溢出，他忙用袖角把泪水拭掉。

    “你那时骂我骂得好凶啊！”大伯指着鼎立表伯摇头道。“‘刽子手’！‘走狗爪牙’！”

    “嗳——”鼎立表伯直摇手，尴尬地笑着，他的眉头却仍旧纠在一处，一脸忧色。

    我举起酒杯，敬鼎立表伯。

    “表伯，我觉得你们‘民盟’很了不起呢，”我说道，“当时压力那么大，你们一点也不退缩。”

    我告诉他，我做学生时，在哥大东方图书馆看到不少早年“中国民主同盟”的资料，尤其是民国二十五年他们“救国会”请愿抗日，“七君子”章乃器、工造时等人给逮捕下监的事迹，我最感兴趣。鼎立表伯默默地听着，他的身子俯得低低的，背上驮着一座小山一般，他吮了一口酒，长长地嘘了一口气。

    “‘民盟’后来很惨，”鼎立表伯戚然道，“我们彻底地失败了，一九五七年反右，‘章罗反党联盟’的案子，把我们都卷了进去，全部打成了右派。‘救国会七君子’没有一个有好下场——王造时。章乃器给斗得欲生不得，欲死不能，连梁漱老还挨毛泽东骂得臭死，我们一个个也就噤若寒蝉了——”

    鼎立表伯有点哽咽住了，大伯举起酒壶劝慰道：

    “来，来，来，老弟，‘一壶浊酒喜相逢’，你能出来还见得着我这个老表哥，已经很不错啦。”

    大伯殷勤劝酒，两个老人的眼睛都喝得冒了红，两杯茅台下肚，我也感到全身的血液在开始燃烧了。

    “莫怪我来说你们，”大伯把那盘烧鸭挪到鼎立表伯跟前让他过酒，“当年大陆失败，你们这批‘民主人士’，也要负一部分责任哩！你们在报上天天攻击政府，青年学生听你们的话，也都作起乱来。”

    “表哥，你当时亲眼见到的，”鼎立表伯极力分辩道，“胜利以后，那些接收大员到了上海南京，表现得实在太坏！什么‘五子登科’、‘有条有理’，上海南京的人都说他们是‘劫收’，一点也不冤枉——民心就是那样去的，我们那时还能保持缄默么？”

    大伯静静地听着，没有出声，他又用袖角拭了一拭淌到面颊上的眼泪。沉默了半晌，他突然举起靠在桌边的那根拐杖，指向客厅墙壁上那张大照片叫道：

    “都是萧先生走得太早，走得不得其时！”大伯的声音变得激昂起来，“要不然，上海南京不会出现那种局面。萧先生飞机出事，还是我去把他的遗体迎回南京的呢。有些人表面悲哀，我知道他们心中暗喜，萧先生不在了，没有人敢管他们，他们就可以胡作非为了。我有一个部下，在上海法租界弄到一栋汉奸的房子，要来送给我邀功。我臭骂了他一顿：‘国家就是这样给你们毁掉的，还敢来贿赂我？’我看见那批人那样乱搞，实在痛心！”

    大伯说着用拐杖在地板上重重地敲了两下，敲得地板咚咚啊。

    “我跑到紫金山萧先生的灵前，放声痛哭，我哭给他听：‘萧先生、萧先生，我们千辛万苦赢来的胜利，都让那批不肖之徒给葬送了啊！’”

    大伯那张圆厚的阔脸，两腮抽搐起来，酒意上来了，一张脸转成赤黑，额上沁着汗光，旋即，他冷笑了两声，说道：

    “我不肯跟他们同流合污，他们当然要排挤我喽，算我的旧账，说我关在‘七十六号’的时候，有通敌之嫌。我罗任重扪心自问，我一辈子没出卖过一个同志，只有一次，受刑实在吃不住了，招供了一些情报。事后我也向萧先生自首过，萧先生谅解我，还颁给我‘忠勇’勋章呢！那些没坐过老虎凳的人，哪里懂得受刑的滋味！”

    “表哥，你抗日有功，我们都知道的。”鼎立表伯安抚大伯道。

    大伯举起他那只青瓷酒杯，把杯里半杯茅台，一口喝光了。

    “大伯，你要添碗饭么？”我伸手想去拿大伯面前的空饭碗，大伯并不理睬，却突然想起了什么似地，问我道：

    “你爹爹的追悼会，几时举行啊？”

    “我到上海，第二天就举行。他们准备替爹爹平反，恢复他的名誉呢。”

    “人都死了，还平反什么？”大伯提高了声音。

    “不是这么说，”鼎立表伯插嘴道，“任平平反了，齐生的哥哥日子就好过得多。我的案子要不是今年年初得到平反，鼎丰申请我来美国，他们肯定不会放人。”

    “我死了我就不要平反！”大伯悻悻然说道，“老实说，除了萧先生，也没有人有资格替我平反。齐生，你去替你爹爹开追悼会，回来也好替你大伯料理后事了。”

    “大伯，你老人家要活到一百岁呢。”我赶忙笑着说道。

    “你这是在咒我么？”大伯竖起两道花白的关刀眉，“你堂哥怕老婆，是个没出息的人，我不指望他。大伯一直把你当做自己儿子看待，大伯并不想多拖累你，只交代你一件事：大伯死了，你一把火烧成灰，统统撒到海里去，任他飘到大陆也好，飘到台湾也好，——千万莫把我葬在美国！”

    大伯转向鼎立表伯道：

    “美国这个地方，病不得，死也死不起！一块豆腐干大的墓地就要两三千美金，莫说我没钱买不起，买得起我也不要去跟那些洋鬼子去挤去！”

    大伯说着嘿嘿地笑了起来，他拍了拍他那粗壮的腰，说道：

    “这年把我常闹腰子痛，痛得厉害。医生扫描检查出来里面生瘤，很可能还是恶性的呢。”

    “医生说可不可以开刀呢？大伯。”我急切问道。

    “我这把年纪还开什么刀？”大伯挥了一下手，“近来我常常感到心神不宁——我晓得，我的大限也不会远了。”

    我仔细端详了大伯一下，发觉伯妈过世后，这两年来，大伯果然又衰老了不少，他的脸上不是肥胖，竟是浮肿，两块眼袋子转乌了，上面沁出点点的青斑，泪水溢出来，眼袋上都是湿湿的。

    “鼎立，”大伯泪眼汪汪地注视着鼎立表伯，声音低痖地说道，“你骂我是‘刽子手’，你没错，你表哥这一生确实杀了不少人，从前我奉了萧先生的命令去杀人，并没有觉得什么不对，为了国家嘛。可是现在想想，虽然杀的都是汉奸、共产党，可是到底都是中国人哪，而且还有不少青年男女呢。杀了那么些人，唉——我看也是白杀了。”

    “表哥——”鼎立表伯叫了一声，他的嘴皮颤动了两下，好像要说什么似的。

    “鼎立——”大伯沉痛地唤道，他伸出手去，拍了一下鼎立表伯高耸的肩肿，“我们大家辛苦了一场，都白费了——”

    两个老人，对坐着，欷歔了一番，沉默起来。我感到空气好像突然凝固，呼吸都有点困难了似的。虽然酒精在我身体里滚烫地流动着，我却感到一阵飕飕的寒意，汗毛都竖了起来。我记起去年李永新到纽约来看我，我与永新有八年未曾见面。从前我们在哥大都是“保钓”的志友，我抽身得早，总算把博士念完，在福斯特惠勒找到一份高薪的工作，而永新却全身投入，连学位也牺牲掉，后来一直事业坎坷。那天我们两人在一起，谈着谈着，突然也这样沉默起来，久久无言以对。虽然我和永新一直避免再提起“保钓”运动，可是我们知道彼此心中都在想着这件事，而且我们都在悼念“一·二九”华盛顿大游行那一天，在雪地里，我和永新肩靠肩，随着千千百百个中国青年，大家万众一心地喊道：钓鱼台，中国地！钓鱼台，我们的！我们的呼喊，像潮水般向着日本大使馆汹汹涌去。

    吃完饭，大伯要我们提早就寝，我须早起，赶八点钟的飞机，而鼎立表伯也有点不胜酒力了。我去浴室漱洗完毕，回到客房，鼎立表伯已经卸去了外衣，他里面穿了一套发了黄的紧身棉毛衫裤，更显得瘦骨嶙峋，他削瘦的背脊高高隆起，背上好像插着一柄刀似的。他蹲在地上，打开了一只黑漆皮的旧箱子，从里面掏出了一件草绿的毛线背心来，他把箱子盖好，推回到床底下去，我等鼎立表伯穿上背心，颤巍巍地爬上了床，才把灯熄掉。客房里没有暖气，我躺在沙发上，裹着一条薄毯子，愈睡愈凉。黑暗中，我可以听得到对面床上老人时缓时急的呼吸声，我的思绪开始起伏不平起来，想到两天后，在上海父亲的追悼会，我不禁惶惶然。一阵酒意涌了上来，我感到有点反胃。

    “你睡不着么，齐生？”

    黑暗中，鼎立表伯细颤的声音传了过来，大概老人听到我在沙发上一直辗转反侧。

    “我想到明天去上海，心里有点紧张。”我答道。

    “哦，我也是，这次要来美国，几夜都睡不好。”

    我摸索着找到撂在沙发托手上的外套，把衣袋里的香烟和打火机掏了出来，点上一支烟深深地吸了一口。

    “龙华离上海远不远，表伯？”我问道。

    “半个多钟头的汽车，不算很远。”

    “哥哥说，追悼会开完，爹爹的骨灰当天就下葬，葬在‘龙华公墓’。”

    “‘龙华公墓’？”老人疑惑道，“恐怕是‘龙华烈士公墓’吧？那倒是个新的公墓，听说很讲究，普通人还进不去呢。”

    “我搞不太清楚，反正葬在龙华就是了。”

    “‘龙华公墓’早就没有喽——”

    老人翻了一下身，黑暗中，他那颤抖的声音忽近忽远地飘浮着。

    “文革时候，我们的‘五七干校’就在龙华，‘龙华公墓’那里，我们把那些坟都铲平了，变成了农场。那是个老公墓，有的人家，祖宗三代都葬在那里，也统统给我们挖了出来，天天挖出几卡车的死人骨头——我的背，就是那时挖坟挖伤的——”

    我猛吸了一口烟，将香烟按熄掉。我感到我的胃翻得更加厉害，一阵阵酸味冒上来，有点想作呕了。

    “美国的公墓怎么样，齐生？”隔了半晌，老人试探着问道，“真是像你大伯讲的那么贵么？一块地要两三千美金哪？”

    “这要看地方，表伯，贵的、便宜的都有。”

    “纽约呢？纽约有便宜的墓地么？”

    “有是有，在黑人区，不过有点像乱葬岗。”

    老人朝着我这边，挪了一下身子，悄悄地唤我道：

    “齐生，你可不可以帮我一个忙？”

    老人的语气，充满了乞求。

    “好的，表伯。”我应道。

    “你从中国回来，可不可以带我到处去看看，我想在纽约好好找一块地，也不必太讲究，普通一点的也行，只要干净就好——”

    我静静地听着，老人的声调变得酸楚起来。

    “我和你表伯妈，两人在一起，也有四十五年了，从来也没有分开过，她为了我的政治问题，很吃了一些苦头，我们两人——也可以算是患难夫妻了。这次到美国，本来她也申请了的，上面公文旅行，半年才批准，她等不及，前两个月，病故了——这次找出来，把她一个人留在那里头，我实在放不下心——我把她的骨灰放在箱子里，也一起带了出来——日后在这里，再慢慢替她找个安息的地方吧——”

    老人细颤、飘忽的声音戛然而止。黑暗中，一切沉静下来，我仰卧在沙发上，房中的寒意凛凛地侵了过来，我把毯子拉起，将头也蒙上。渐渐的酒意上了头，我感到愈来愈昏沉，朦胧中，我仿佛来到了一片灰暗的荒野里，野地上有许多人在挖掘地坑，人影幢幢，一齐在挥动着圆锹、十字镐。我走近一个大坑，看见一个身材高大的老人站在坑中，地坑已经深到了他的胸口，他抡着柄圆锹，在奋力地挖掘，偌大的坑中，横着，竖着竟卧满了累累的死人骨头，一根根枯白的。老人举起圆锹将那些枯骨铲起便往坑外一扔，他那柄圆锹上下飞舞着；一根根人骨纷纷坠落地上，愈堆愈高，不一会儿便在坑边堆成了一座白森森的小山。我定神一看，赫然发觉那个高大的老人，竟是大伯，他愤怒地舞动着手里的圆锹，发狂似地在挖掘死人骨头，倏地，那座白森森的小山哗啦啦倾泻了，根根人骨滚落坑中，将大伯埋陷在里头，大伯双手乱招，狂喊道：

    “齐生——”

    我猛然惊醒，心中突突乱跳，额上冒出一阵冷汗来。原来大伯已经站在沙发跟前，他来叫醒我，去赶飞机了，房中光线仍旧昏暗，幽暗中，大泊庞大的身躯，矗立在我头边，像一座铁塔似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