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玉山老汉悄没声儿地哭了。

    老汉蹲在院子围墙西角的猪圈门口的碌碡上，双手撑着花白头发的脑袋，泪水吧嗒吧嗒滴落到裤裆下面的青面碌碡上。

    玉山老汉今日才瞅住了痛哭流泪的一个好机会。老伴到她妹子家去了，儿子和媳妇也出门去了，他可以舒心地哭一场，让多日来聚积在咽喉下面的苦水畅活地流泄出来了。想到矮矮的围墙西边的东邻和西邻，他控制住自己，不能嚎出声来，免得他们幸灾乐祸。

    老汉太痛苦了，满眼汹涌而出的泪水和同样绵绵不断流出的鼻涕以及嘴角淌出的粘液搅和在一起，擦不干，抹不净，把一张皱纹巴巴的脸弄得十分肮脏，粘液从下巴颏上滴下来，滴在胸襟的棉袄上，也弄得湿糊糊一片，他已经无心顾及了。

    两头即将出槽的大白猪，扭着笨重的身子，在圈里蹒跚，不时扬起头来，瞅着它们的主人，鼻腔里发出哼哼的响声。笨猪也通人性，他把它们从一尺长的毛崽养成这样两个庞然大物，有了感情了。可它们毕竟不能人言呀！

    他老伴的妹妹的丈夫，他的“挑担”，被公安局逮了！

    手铐！一双蓝铮铮的钢铁家伙，套在挑担的手腕上，寒光凛冽！挑担那一双又细又嫩的手腕，怎能招得住那钢铁家伙的箍匝呢？听说那钢铁里头带有锯刺一般的钢刺铁牙，戴的人稍一拧扭，那锯刺就越紧紧地往肉里扣呀！

    玉山老汉抬起泪花模糊的老眼，就瞅见高高地耸立在小院里的二层阁楼。那被涂饰成天蓝色的门窗，天蓝色的钢棍围栏，也都嘲笑似的瞅着他。这座高高地耸立在两边低矮的庄稼院房屋之上的新式建筑，使邻人羡妒，使他自矜，多漂亮的楼房？现在对他嘲弄地瞪起眼睛了。

    他突然心里一横，产生了一个十分恶毒的心计，他盼这阁楼突然倒塌，把他压死，他就再也不会痛苦了！

    挑担姓郑，小名碎狗，官名建国，小河下沿郑寺村人。他和他先后娶走了小河北岸张家堡张老五的大姑娘和二姑娘，成了一副“挑担”。

    姊妹俩只差一岁，个头长得相差无几，模样都俊，胖瘦几乎无差，乍看像一对双生。细看呢？妹妹比姐姐更水色一些。比较起来，吴玉山却更喜欢他娶的老大。他有种感觉，一种不易说清楚的感觉，居家过日子，老大更有心计些，也就更可靠一些。二姑娘的水色虽然浓一层，似乎性子太强，不好抚弄。

    许是姊妹俩年龄相近，摸样不分彼此，于是就形成谁也不服谁的局面。大姑娘能纺一把细线，织一手好布，二姑娘织出的花布和纺下的细线绝不比姐姐差一分成色。姐妹俩争强好胜，互不服气，少了一般姊妹之间大让小，小敬大的情分。这种微妙的关系，随着姊妹俩一前一后的出嫁，就延伸到吴玉山和郑碎狗两个男人和两个家庭的关系之间来了。

    吴玉山家道小康，吃穿不愁；郑碎狗家亦属小康人家。谁料婚后一年，碎狗的二弟被抓壮丁，卖地交款，避了灾难，却没了地。祸不单行，母亲猝然而殁，一个小康家庭急骤衰败为日愁三餐的穷汉。老父亲无力挽救，把兄弟三人分开，自奔前程，免得再遭壮丁之苦。

    除了一身重债，郑碎狗再没分得什么有价值的家产，他在西安一家鞋铺当学徒，学习抹褙子的手艺，只管饱肚子，没有收入。二姑娘常常在揭不开锅时，夹着小口袋来找姐姐。大姑娘同情妹妹，一升米，三升面，常有周济。时日一长，也就有点厌烦，在把米面装入妹妹张开的口袋时，忍不住奚落：“日子泛长了，叫人把你周济到啥时候去？”妹妹一听，倒提起口袋，把装进去的米又倒出来，甩手走掉了，从此，再也没登过姐姐家的门槛。

    吴玉山说：“看看看，这下把妹子和妹夫得罪下了，既然周济人，就甭说难听话，还能落下个人情。”

    妻子却不后悔：“在娘家时，连一声姐也没叫过我，好逞能哩！这会儿认得我这个当姐的了！吃了人家的米面，还不领情，倒是我该向她低三下四去赔情？”

    姊妹俩就这样绝了情。

    吴玉山心里其实倒高兴，再不担心有人来要米讨面了。她是她的亲妹子，如果自己出面干预，妻子肯定不高兴，而妻子自己出面阻断了那个关系，倒好。实在说，“挑担”那一家，真是个填不满的穷坑……

    星斗移转，世事大变。没过二年，全国解放。郑碎狗从小小的学徒一下子翻身立起，成了公家干部，穿一身四个兜的蓝布服装，年节时出现在老丈人家门楼里，和吴玉山面对面称兄道弟的时候，吴玉山一下子觉得自己脸上无光，矮了半截。老丈人再不“碎狗长”、“碎狗短”地奚落了，也不叫“老二”了，出前撵后叫着“建国”的名字。吴玉山很快明白，郑碎狗已经取下一个官名叫郑建国。

    郑建国春风得意，满口泄出一串串新名词，叫老丈人和老农民吴玉山似懂非懂。他说新成立的市政府，已经调他当干部了。

    二姑娘自然更是扬眉吐气，说话也嗲声嗲气，手也总是塞在裤兜里不往外拿，话中不断地冒出一些乡村女人难以理解的新名词，令老母亲和姐姐吃惊。自然，最尴尬的还是大姑娘，妹妹似乎早憋足了心劲，就等着这一天图得报复，那眼角总是不屑地瞟着姐姐，叫姐姐越看越不自在。

    傍晚分手时，矛盾终于公开化了。二姑娘从裤兜里怏怏地摸出一迭票子，当着父母的面搁到桌子上，对姐姐和姐夫说：“前二年受苦时，吃过姐家二斗三升面，八升小米，我都记着，现时，折价一次还清，我也去了心里的疙瘩。”

    吴玉山愣住了，连连摆手，烧臊得脸孔赤红，像挨了一记耳光：“这算说的哪儿的话……”

    妻子煞白着脸，早已不能忍受，抓起票子，一把甩出去，满屋都是飞舞着的人民币：“你男人当官了，你当官太太了，俺不眼红！甭在我跟前摆阔耍烧包！我那二斗三升白面，八升小米，全当喂了狗咧！喂给了一条喂不熟的狗……”

    姊妹俩当面骂了起来。

    从此，姐妹俩绝了往来。遇人说起家道，吴玉山和妻子，谁也不要提起这个挑担和妹妹，他只是零零星星听说过，挑担在解放后的十几年里，官儿从小到大，不停地往上升，至于升成几品，他也搞不清。他本来就对城里政府的官职称谓粘粘糊糊，分不清高低。他和妻子已经有了两儿一女，虽然不易，却还保持着一个小康的状态。他人极忠厚，平和，有一个中农成份，也不能在村子里当什么干部。他凭了勤谨和忠厚，人缘也好。列论谁在吴村当干部，他都是最可靠的社员，从不使好捣蛋，人叫他“老好玉山”，他欣然领受，不管属褒属贬。一些技术性极严格的活路，譬如撒种，譬如培植稻秧，非他莫属。另有一些脏活累活，干部指派不动气壮声硬的贫下中农，往往就指派吴玉山去干。他不拨不挑，干了，干了也就挣下了大工分。无论技术性很强的农活儿或人人讨厌的脏活，都是生产队的高工分，别人也说不出意见，他的日子倒是混得严严窝窝。这样，两口子憋着气儿，从来也不去求妹妹和妹夫救助什么。

    物换星移，江河改道，世事变迁——什么事都不会永远一成不变。

    吴玉山被敲门声惊醒，再一听，确实有人敲门，一动脚，先蹭醒了睡在火炕另一头的老伴。老两口穿戴齐备，先后下炕，为了防备不测，玉山顺手捞起一根木棍，走出里屋，轻步走到街门口，由老伴先发问：“谁呀？”

    门外传进一声陌生而又颤惊的声音：“是我，姐。”

    “你是谁？”吴玉山摸不着头脑。

    “我是建国，姐夫——”

    老伴“哗啦”一声拉开门栓。

    老两口拥着妹夫走过院子，进入里屋。电灯光亮里，才真正使吴玉山夫妇吃惊了，不由地同声惊叹出一声“妈呀”来。妹夫郑建国，脸上结着血痴，一条腿跛着，头发蓬乱，形容憔悴衣服肮脏，邋塌不堪，真是三分像人七分像鬼了。

    “我遭难了。”妹夫坐下来，咕咕咕喝下一碗水，才说了话，“我今黑要是逃不出来他们就把我打死了！”

    无需再细问什么，老俩口就知晓了七八成，乡城里外都在闹造反，妹夫在省城当官，大半也是逃不脱，老伴已洗手和面，他给妹夫打洗脸水。

    妹夫在他家后院储存柴禾的小房里藏下来。

    他不无担心，完全深知此种行为的可怕后果，但不能把妹夫撵出去送给那些要收拾他的人。老伴似乎已不记前嫌，尽其所有，用细面给他调养摧残得令人伤心的身子。担心是难免的，而当那些胳膊上戴着红袖章的人乘车追寻到吴玉山的门楼下来的时候，他却表现出一种异乎寻常的勇气。

    “郑建国，我的挑担？不错，有这个阔亲戚。”吴玉山气呼呼地说着，骂了起来，“他当官为宦的时光，从也没踏过我的门槛！我至今也不知人家腰有多粗，官有多大喀！人家看不上咱穷亲戚，咱也不想沾他的光。他这回成了反革命，与我何干？我是有光不沾，有害不受！你们到村里打听一下，看俺村谁见过俺一家和郑建国家有一回亲戚往来？”

    郑建国从柴禾堆下的红苕窖里爬出来，躲过了这一关。他住下来了，随之又被姐夫和姐姐转移到他们的大女儿家。

    灾难把相违近二十年的姊妹和挑担的关系恢复了，真是患难见得姊妹情。

    似乎是对妹夫经受的灾难的补偿，起初官复原位，后来又升了，当着什么局长。

    郑建国一出马上任，就把吴玉山的小儿子招为国家正式工人，后来在工厂恋下一个媳妇，小两口在居民楼上有一个虽不宽敞，却也安乐的小窝，避免了两个儿子分家争论家产的矛盾，令村人羡妒莫及。

    两年分田自耕自收，吴玉山真是如鱼得水，囤里攒下成吨小麦，折子上摞下一笔小小的存款。庄稼人生活中有三件大事：娶媳妇盖房置田地，解放后只余下前两件了。吴玉山是个地道庄稼人，日夜思谋的大事，也不会超脱。不过土地虽分给他耕种，却规定不许买卖。女嫁了，大儿子也娶过媳妇了，唯一的心愿，就是在闲置多年的小院里撑起三间瓦房来。在盖置新屋的问题上，儿子和他没有异议，甚至显得比他更迫不及待。只是在房子的形式上意见不一，他要盖木料瓦屋，可以搭木板楼，楼上可以扎粮囤，放置杂物，实用一些。儿子却坚持要盖楼板平房，干净，漂亮，能堵死老鼠。父亲很和悦地同意了儿子的意见，因为房子毕竟是为儿子盖的呀。

    儿子在西安一家工厂做合同工，吴玉山亲身张罗建筑材料。他找到邻村一家三户联营的水泥预制品厂子，三十来岁的厂长接见了他。

    “楼板多少钱一块？”

    “得看你用多大尺寸的。”

    吴玉山掐一掐自家的地基，厂长替他换算成公制米尺的尺码，正适宜用长度三米三的楼板。

    “三米三的楼板，啥价？”

    “三十块。”

    吴玉山倒吸一口气，窝在肚里，好贵的价钱！他掏出烟锅，点着火，开始盘算，一间用十二块，每块宽一尺八，只有两丈一尺六寸的深度，扎两个小铺，太窄了。用十五块楼板，房子有二丈四尺的宅深，刚好可以扎开两个宽敞的小间。十五块楼板一间，三间需得四十五块，需得一千三百五十块人民币，这账好算。

    “这价还能‘活动’不能？”吴玉山问。

    “能嘛！怎么不能！”三十岁的厂长扬着头，斜支着一条腿，掂着烟卷，大不咧咧地说：“谁把世事治死了？”

    “咋样‘活动’呢？”吴玉山探问。

    “没个一定哇！”厂长掸掸烟灰，“三十块卖哩！二十块也卖哩！十块八块还卖哩！有时候一分不要白送人哩……”

    吴玉山瞪起眼，警惕地瞅着这位中年农民，他一身不土不洋的装束，头发比城里人还留得长，说话二里二气，是不是在耍笑他老汉？是不是料就他掏不出买楼板的票子？他心里十分反感这位农民，厂子也不知办得咋样，不过能赚几个钱吧？看你神气得不知该咋样说话了！

    “真的！”厂长大约看出他的疑惑，肯定地说：“你老汉要是能给我买来一吨平价钢材，我给你一块按二十块钱算账；你能买来两吨，我给你一块只算十块钱；你能买来三吨，我白送你四十五块楼板；你能再多买来，我给你找钱。咋样？你老汉这回不嫌贵了吧？也不必问我咋样‘活动’价了！”

    吴玉山还是不大明白这当中的秘密，低着头，抽闷烟，思谋这桩交易之间的关系。

    “道理很简单，老汉。”厂长说，“平价钢材八百多块一吨，议价钢材一千二，黑市钢材一千七。我买不到平价货，连议价货也弄不到，按黑市货价折算，一块楼板就是三十块了。你能给我寻下一吨平价货，我就省下一半本钱。你能给我寻下三吨平价货，我权当是议价货，也节约一千多块成本，把你四十五块楼板的代价就折合进去了，所以我白送你。这下明白了吧？”

    “噢！噢噢噢。”吴玉山明白过来，豁然开朗，怪道他敢白送给人楼板哩！

    “你想想，老叔，看看你有哪个亲戚在政府，在工厂，或者有门道儿，能弄来平价货，议价也行哩！”厂长说，“我是不会亏你的。”

    倒是厂长提醒了他，他想到了挑担。他又不便一时说破，显得迫不及待，而且还没把握性儿哩！他故意装出莫可奈何的神气说：“这么好的事……只可惜……咱粗笨庄稼人出门去，两眼乌黑，能认识那位……卖钢材的公家人哩？”

    “那你就掏三十块钱的价吧！”厂长说。

    吴玉山站起，拍拍屁股上的尘土，慢洋洋走了。

    回到家，吴玉山把这件事和老伴说了，老伴立即怂恿他去找她的亲妹夫。儿子恰好也回来了，同意母亲的意见，必须由父亲亲自出马。由儿子去找姨夫，显得不够郑重，晚辈人嘛！女人去可能说不清楚，贻误大事。

    第二天，吴玉山搭车进西安去了。

    真是难以想象，郑建国和妻妹表现出动人的热诚，简直使他受不了了。他听着他们争相说着热诚关照他的热言炙语；争相给他递烟沏茶；软椅子已经够软和了，两口子还是把他拉到沙发上坐下来，更软；一连端到桌子上七八盘菜，还炒，三瓶酒打开了，还在柜子里往出取……

    三吨钢材，区区小事，挑担把一张亲笔写的纸条交给他，妻妹又给他的背兜里塞满了糕点，糖果，苹果和鸭梨，真是亲得不能再亲了。

    他把那张纸条递给厂长。

    吴玉山看见，这位腰里像固定着一根钢棍的厂长弯下腰来了，那双喜欢望着天空的眼睛对着他嘻嘻地笑，而且轻声细语地开了口，肯定地说：“老叔哎！你要是再能搞到三、四吨平价货，我给你白送两层楼房的楼板。”

    吴玉山摇摇头，弄两层？经济力量不行哟！

    “两层楼板省多少？二千多！你只需买砖和窗门，就行了。”厂长给他谋划，很诚恳：“一层平房，夏天热得撑不住哇！而今都时兴盖两层，够气派！”

    到挑担家走了一趟，拿了一张纸条，就换下三间平房的楼板，一分不花。他无论如何弄不清这里头究竟使着什么神窍，而突然得到的好处却使他高兴，也使他有点不安。他的心里确实有点不踏实，因为这价值一千三百多块钱的楼板得来太容易了，太轻松了，这使一生习惯于以沉重的劳作和廉价的汗水换取极小报酬的老庄稼汉心里失去踏实感了。想想吧！他正月里逮两头猪崽，整整侍喂一年，长得好长到二百五六十斤，卖下二百元，已经高兴得什么似的，村人邻居都说他是“猪命”哩！现在，他乘公共车只花得一块多钱车费，就赚下三间平房的楼板的价值，这样赚阶发财，自然快得叫人不敢再往下想了！拾钱也得弯弯腰哩！

    儿子似乎没有这种多余的复杂的负担，一听完父亲的叙说，毫不迟疑，提出要盖两层阁楼，和水泥预制品厂厂长不谋而合。儿子在外面做合同工，经见比父亲要多要广，他说外头（指城里）的人现在都是想着方儿挣钱，抓钱，说挣大钱的人其实并不出大力，而出大力的人其实只能挣小钱，言语之间，连父亲那种笨拙的挣钱办法——譬如养猪——也不无嘲笑的意味了。

    吴玉山又进了一次城，找了一回建国，讨回一张纸条……三间两层楼房的九十块楼板全有了。

    隔了几天，天擦黑时，一辆半新的吉普车开到吴村来，停在吴玉山家门口，走下水泥预制品厂厂长，硬把吴玉山拉上车，一直开到城里去，一定要吴玉山给他引见郑局长。

    其时，夜已黑定，家属住宅楼上一片灯火，放出电视机和录音机杂混的音乐。厂长和另一位青年，把一台大彩电抬进建国的住房了，吴玉山引着路。

    此后，水泥预制品厂厂长就直接和郑建国来往了，再没拉扯吴玉山去当媒介。他的儿子也辞了合同工，给水泥预制品厂当采购员了，和那个厂长十分亲密……

    老汉似乎预感到，事情要坏，就坏在那里头？

    吴玉山默默地淌了半天眼泪，心里松泛了，头却有点隐隐作疼，四肢软倦，心力和体力都十分疲惫，打不起精神。往昔里，薄雾迷蒙的早春清晨，他背一只破旧的竹条笼，走出村子，走过木板小桥，走进熙熙攘攘的桑树镇的猪羊市场的时候，心劲多高涨啊！为了逮到一头称心的仔猪而又能少出一块价钱，他耐心十足地和卖主磨牙。当他背着小猪崽又精神抖擞地走回自己门楼，把捆禁得麻木的小猪放进土圈的时候，一个伟大而鲜活的希望就在心里跃动了！艰难的生活反倒使他顽强地去争取，而过分轻易的摘取反倒使他失掉了那种生活的信心。他想过，如果凭他喂猪挣钱，到死也甭想撑起这样体面的楼房。现在，自家的两层楼房竖立在小院里，十分显眼，异常醒目，唯其因为它来得太容易，太轻易，使他没有经受这个果实奋斗过程中的艰苦，现在也就失掉了得到这个果实时的快乐，使人心里缺那么一点什么说不清的东西。

    现在，当他意识到这种果实是以“挑担”郑建国手腕上那个冷冰冰的钢铁手铐换来的时候，吴玉山简直羞愧得无地自容了，无脸扬头欣赏那楼房漂亮的外观了，甚至失去对猪的热情了。

    掩闭着的街门嘎吱一响，老伴走进来了。

    吴玉山蹭地站起，观察老伴的脸色，灰塌塌的，准没好结果。她昨日就去城里妹妹家了，给那个被逮走了男人的妹妹劝慰和宽解，帮助料理家务，一个富裕安乐的家庭，完全乱套了。

    “建国而今咋样？”他迫不及待追进屋里。

    “还坐闷庭子哩！还没……定下啥……”老伴说，“可怜死了！全是给旁人帮忙，卖给了钢材木材，这下倒把自己的手压死了！”

    吴玉山闷住头。不问了，他担心，挑担的事不会轻松卸掉。虽说有些人是翻脸不认人的角色，可水泥预制品厂厂长给他家抬的那台大彩电，却是他亲眼经见。傻子也能估摸，凡是晚上悄悄摸到妹夫家里去的那些人，谁会空手去呢？空手能弄来钢材吗？旁人不说，自己的儿子一下子被水泥预制品厂厂长拉去，尝以重薪，当采购员，凭什么呢？

    “他……唉……”过了半天他才吭声，他想问，他姨怎样？怕是该哭成泪人了？临了却说不出口，他觉得自己对不住建国，也对不住娃他姨，弄得人家家里七零八散，自己却住洋楼……唉！

    “他姨倒是脏腑硬！”老伴说。

    “噢？”吴玉山猛乍一下抬起头。

    “人家他姨到底是城里人，经得多了，见得广了，遇事不乱套套儿，心里难受当然也难受，全不像咱乡下人，遇见这号事，只是没头没脑地哭！人家他姨心数不乱——”老伴颇带着敬佩的口气说，“该寻谁就寻谁，叫他们现时站出来说话。我去了两天，只见了她一面，整日整夜在外头跑着，半夜回来了，天明又走了。我听她说了一句半句，找‘打劲人’哩……”

    “噢噢噢！”吴玉山点点头，心里也佩服起娃他姨来了，这号事要是搁在自个身上，老伴早都吓得成了没头的苍蝇——乱扑乱飞了。娃他姨有心计，撑得住，“对对对！哭顶啥哩？哭死又能顶啥哩？倒是娃他姨有主意。”

    “那女子自小就有心数……”老伴以姐姐的身份说。

    “怕是这多年经见得广……”吴玉山补充说，“在人家家里出出进进的人，哪个是笨佬儿？除非我！”

    院里一阵脚步声，他听出来，是儿子友年。

    友年走进门，身后跟着水泥预制品厂厂长。

    吴玉山急忙立起，简直有点不堪等待之苦，急于要问儿子和厂长，那场官司打得怎么样？结局如何？

    “案子还没结。现时，全看那些作证人的态度。”儿子说。“作证人要是一口咬定说没那回事，俺姨父就没有啥事了，作证人要是不……”他不说那种可以预料的糟糕结局了。

    “法庭怎样问你俩？你俩怎样应答的？”吴玉山忙问。

    “他法庭甭想从俺俩嘴里掏走一个有用的字！”厂长瞪起眼，轻轻地拍一巴掌桌子，“在郑局长没出事之前，公安局来人寻我，我一口就回绝了，没有！咱没给郑局长一分钱的东西！而今还是这话，没有！挑断牙筋还是没有！”

    人怎样说假话？怎样把假话当真话说？就像水泥预制品厂厂长这样说。吴玉山瞧着厂长嘴硬牙硬的神气，虽然他替自己的亲戚包揽祸端，而心里却有点害怕，自己的儿子和这样的人共事，似乎潜伏着某种危险，然而他此刻还顾及不到这些。

    “老叔哇！我跟你见头一面，就看出你是个实在人，讲信用。”厂长说，“我在俺村活了三十多岁，俺爸只教给我俩字的活人原则‘义气’。不讲义气的人，那就算不得人！郑局长给咱支援了钢材，咱的厂子才发展了，这是实情，我不昧良心的。咱的厂子办起来，买不下钢材，生产停顿了，工人工资开不出去，我急得想跳井！亏得你给我介绍认识了郑局长，才起死回生了！咱而今挣了钱，不瞒你说，今年真的挣下钱了，咱心里过意不去，给郑局长送一点东西，全是报恩哩！全是心甘情愿喀！现时，郑局长受难，咱挣下那些钱，也觉得寡味哩！要是放在那些小人身上，他才不管哩！只要自个日子过得舒坦！唉……谁要俺爸自小就教我讲义气哩……”

    吴玉山老汉连连点头，这些话正投他的脾性。他一生老好，从不和人胡说八道，讲道理，重义气，最瞧不起那些红口白牙耍赖的小人。他在认识厂长至今的一二年时间里，对这个人印象说不上坏，总觉得和自己是两路人，说好听些，他是老式庄稼人，厂长是新式庄稼人，距离甚远。现在，他发现了这个厂长和自己相通的一点：“义气”，觉得一下子可以通话了，接近了。

    “厂长真是一条好汉！”儿子附和说，“人家法院人单独跟俺俩谈话，说厂长的贿赂行为，腐蚀了公家干部，把一些老干部都拉下水了。他不怕，比法院的人还口气硬，谁腐蚀谁来？公家允许农民办工厂，咱农民感激不尽政府的好政策！可只号召办厂，不给材料，咋能办好？郑局长响应党的号召，扶持农民致富，分给咱一点钢材，咱的厂子才活了！咱心里过不去，给郑局长送点点心，烧酒，这是真的！再说啥‘彩电’啦，票子啦我敢拿头打赌！一下子把法院的人堵住了！”

    厂长听着，很神气地吐着烟圈。

    “现在的情况是这样，郑局长的案子，关键有两宗事，一宗是南郊大塔区建筑公司的事，一宗是城里一家街道工厂的事。厂长说，“俺俩跟姨姨商量好了，城里街道工厂的事，由她去找人解决。大塔建筑公司的事，我去通融。这两个疙瘩，只要能私下‘消化’掉了，郑局长就没一点事了，日后出来还是局长！万一不行，‘消化’掉一个，问题就缩小到一万以内了，也就没太大的事咧！”

    吴玉山此刻才醒悟了，自己完全是个废物，大笨蛋一个。大家都在积极地替挑担“消积化食”，拯救受难的人，自己却只会蹲在猪圈边上流眼泪，真是透顶的没出息！他现在明白了大体局势：公家要把建国打入牢狱，而许多人正在想法把他救出来，都在紧张地秘密地斗着心眼。想到要把建国打入大牢的人，他感到害怕，他自小就对法院有一种畏惧心理；想到厂长和娃他姨这一帮要拯救建国的人，他觉得他们厉害；而想到自己，不仅觉得自己无能无用，实实在在也是摸不着头绪，寻不见眼隙。他一时难得判断出来，究竟谁能斗过谁？

    “法院还要找你哩！”儿子说，“这是让我捎回来的传票。”

    吴玉山心一抖，瞅着儿子手里那张印着几行字的纸页，竟不敢伸出去接。年近六十，他一生没动过诉讼之事，而今要接受法院的传禀了！

    “你啥也甭说。”儿子说，“只说不知道。”

    “装糊涂。”厂长说，“你说你是个笨庄稼人，啥也不晓，任他问啥，都说不知道，叫他们来问我！”

    天色微明中，吴玉山老汉背着一只破烂不堪的布兜，兜里装着两块锅盔，上路了。他接受法院的传禀，要去城里一家法院了。

    浓霜蒙地，一片冬天的萧刹景象，干冷干冷，不见鸟雀。

    往昔里，这个时光该是他扛上家伙去田地上工干活，今天却去打官司。

    “啥也甭说，只说不知道。”

    “装糊涂。任他问啥，只装糊涂！”

    儿子和厂长的话在心里回旋，在耳畔轰响。

    昨日黑夜，辗转反侧，简直要把火炕踢腾塌了，还是难得入眠，不管怎样痛苦，他最终还是作出了抉择：装糊涂，这是唯一的办法。吴玉山没旁的本事，装起糊涂来，真像个粘粘糊糊啥也不懂的糊涂佬儿。

    他走着，脚下的土石公路蒙着霜花，虽然主意已定，料也万无一失，而脚步仍然感到沉重，提不起抖擞的精神来……

    1986.1.于白鹿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