县委东院南排第三号房子，住着分管组织工作的严副书记。河东公社党委书记黄建国从砖旋的圆洞门走进东院，站在三号房子门外，旧门板下新刷的油漆散发着一股刺鼻的气味。他轻轻敲了两下，屋里传出一阵布鞋鞋底蹭着地面的轻捷的脚步声，门开了。

    严副书记亲切地笑着，让黄建国进屋。这是一张典型的陕北老人的脸型，直而短的鼻梁，恰当地居于四方脸盘的中心位置。单眼皮下，有一双黑黑的眼珠，尽管五十多岁了，那眼睛里闪出的神光，仍然是犀利而又活泼的。黄建国很坦然地坐在椅子上，接住了严副书记递来的茶水。

    “想把你动一动。”严副书记开门见山地说。

    黄建国“嗯”了一声，不过是表示了自己对事情早有预料。昨天后晌，接到严副书记来电话叫他的通知，他马上就猜到可能要“挪窝”了。他随口说：“行嘛。”说完之后，自己首先感觉出来，他的回答里有一种明显的无所谓的口气。

    “换个地方，回避一下，对你有好处，对工作也有好处。”严副书记诚恳地解释说。

    回避一下！回避什么呢？黄建国心里太清楚了。

    在中央发出纠正学大寨运动中的“瞎指挥”的批示以后，黄建国顷刻之间陷入了灾难之中。一向是说钉不铆的“黄硬手”，不得不硬着头皮，赔着笑脸，走村串户，去向那些被扒了瓜田、挖了芦苇的生产队做检讨。特别是向那些因违抗他的命令而被撤职，被批斗，被挂着牌子游街的干部和社员会赔礼道歉！赫赫有名的黄建国，在河东公社一下子变成了黄豆腐，钻在房子里没脸出门了！

    那股汹涌愤怒的洪水终于平息下去了，黄建国可以走出孤闷的小房子了。他伤透了心，心灰意懒，例外地破费从山货店买回来一张竹皮躺椅，摆在门外的泡桐树下，躺在上面，摇扇子，抽烟，喝茶。傍晚看那绚丽的晚霞从西塬顶上空渐渐隐褪，夜来眺望那一弦月牙从东塬顶缓缓朝西塬移动……

    “躺着比跑着舒服多了！”他心里嘲笑自己，你怎么就爱修水库、打田井？你冬不避风雪，夏不避月晒，移山造田。一年到头，东奔西颠，熬眼劳神，临了可好，落下个“瞎指挥”的恶名，得下个“害农民”的罪过，你吃了傻子药么？

    “黄书记，县上布置抗旱保秋……”主管秋田生产的副主任说。

    “告诉上级，农民忙着逛自由市场！”黄建国挖苦说，“要抗，我可以担着水桶去，可我管不住别人！”

    “黄书记，咱们今年的棉花面积比国家下达面积差了七百亩，县棉花公司追查原因……”分管棉花生产的专职干部汇报说。

    “原因很简单，‘农民最会种庄稼’嘛！”黄建国提高嗓门，得意地嘲弄说，“农民愿意种啥就种啥，我黄某人还敢再搞‘瞎指挥’吗？”

    “瞎指挥”彻底变成“不指挥”了。

    所有这些，严副书记都一清二楚，他用“回避一下”也同时回避了这个问题，至于领导者对他黄建国本人的看法，他觉得没有必要去作任何辩解了，仍然用无所谓的口气问：

    “调我到哪里？”

    “你的意见呢？”严副书记探询地问。

    “随便。”黄建国说，“最好让我到哪个单位去看大门，当传达……”

    “你呀——”严副书记笑了，用指头点着他，“同志，我过去一直没有看出，你还狭隘！在你顺利的时候，好象看不出，现在，就很明显了。”

    黄建国吐出一口烟，有没有必要辩解呢？

    “到河西公社去吧。”严副书记说，“河西公社的老梁调到河东公社来，你俩换个地窝。”说完瞅着他，黄建国低下眉，又猛地喷出一口烟雾来。

    多少有点出乎意料。河西公社的党委书记梁志华，在学大寨学得发疯的那几年里，比他黄建国名气大多了！要说“瞎指挥”，那“梁胆大”比他黄某人干的瞎活更多，民愤也比他大得多。可是这家伙转得快，农村新经济政策一公布，梁志华摇身一变，又成了全县贯彻新政策的典型，当河西农村变革的风声传过河这边来，飘进他的耳朵的时候，他躺在泡桐树荫下的竹椅上，反感！鄙夷！甚至对梁志华的人格也不那么尊重了，“随风倒喀……”

    那么，把梁志华调到河东公社来是什么意思呢？让梁志华来河东开辟困难局面吗？这是很明显的……

    黄建国说不出这些话，只是推诿说：“我做农村工作几十年，越搞越不会搞了。”

    “过去许多说法和做法，值得思考，不要在某些条文上死死扣卡，要面对农村的实际。”严副书记说着，又玩笑似地批评他，“这回到河西去，把躺椅收拾起来吧！立秋了……”

    现在，黄建国完全看清了调动他的意图，在河东工作不力，必须象搬石盘一样搬开他，这就是让他和梁志华换一下地窝的实质。他重新点燃一支烟，准备辩解了。

    这当儿，门被推开了，走进一老一少两个农民来。

    “我们是河西公社的。”来人中的老汉自我介绍说。

    “我俩想找严书记谈个问题。”年轻人说。

    两位农村干部模样的来访者互相对视一下，又疑虑地盯了黄建国一眼。黄建国立即打消了辩解的企图，站起来，告辞了。

    “那好，你先回吧！”严副书记送他到门口，“县委准备搞个学习会，就当前的农村问题，再进行一次讨论，咱们有机会谈……”

    推上自行车，出了圆洞门，来到县委正院，沿着院中花池的竹篱笆走向大门的时候，黄建国的心里毛毛乱乱，别别扭扭，说不出是一种什么味道，灰涩涩酸溜溜，腿上怎么也提不起劲儿来。

    县委大门西侧的民房的廊檐下，有一家茶棚，他索性坐在矮凳上，缓解一下情绪。卖茶的老太婆殷勤地招呼着，双手递上一杯凉茶来。

    一杯清凉的茶水从发干的口腔流进肚里，顿时觉得头脑也清爽了许多，黄建国瞅着县委大门外接着公路的一段坡路出神。

    七年前，为了加强学大寨第一线的领导力量，他和县机关的十几名干部被抽调出来，充实进工作落后的几个公社。当他戴着花，走出县委大门的时候，心里聚着多大一股劲啊！那时候流行一句“豁出掉几斤肉”的口号，他是充分做了这种思想准备，心甘情愿用自己的几斤肉去换取河东公社的新面貌的。

    在河东公社里，他睡过安稳觉吗？坡陡沟深的塬坡，沙石嶙峋的河滩，跑烂了他多少双鞋？泥泞狭窄的沟道小路，夜晚摔了多少回跤？那一年下雪，一下滑进沟道，摔得人事不省……我是为了坑害农民吗？

    现在，自己倒落个什么下场呢？心酸，实在令人心酸……

    卖茶的老太太又递上一杯茶来。黄建国在县委组织部工作那阵儿，老人就在这儿卖茶，老相识了。

    “老黄还在河东公社吗？”

    “马上要调走了。”

    “走了好。那个穷地方，谁去也治不好。”

    老太太是在给他说着宽心话，黄建国没有吭声，心里好象有点不服气。

    “现在的政策，变化快！得想开些，那就好了。”

    他又灌下一杯茶，自己宽慰自己：让真龙天子到河东来为民赐福吧！到河西就到河西，虽不能继续在躺椅上打发日子，可也不会象在河东公社那样拚命了，我看透了……

    付了茶水费，他跨上自行车，觉得肚子有点空了，于是调转车头，到县城的老街上去，那儿有食堂，还可以逛逛自由市场，散散心，何必匆匆忙忙呢？

    县城老街这地方，是全县农副市场中规模最大的一个。今天虽不逢集日，街道两边仍然到处摆着食摊菜担，只是没有木料、牲畜等大号商品罢了。整个街道给他的印象，使他想到五十年代中期城镇里的景象。这是繁荣？还是泛滥？他似乎很自然地在心里挂出一个问号。自打农副市场开放以来，他没有光顾过，没有兴趣。那有什么好看的呢？搞这种事情，用得着号召吗？多年来对小农经济的限制和斗争，是公社党委书记的神圣职责。现在要他去鼓吹农民上自由市场，甚至叫他去逛自由市场，甭说理论，感情上也难得通畅！

    刚近街心十字，一股油香钻进鼻孔，耳朵里也飘进一声甜腻腻、脆崩崩的声音：

    “黄书记，吃油糕。来啊！”

    那顶蓝布帐篷下，一口翻卷着浪花的油锅后面，正有一张淌着油汗的瘦长条脸，对他嘻嘻笑着，手里姻熟地捏弄着一疙瘩烫面团儿，这是河东公社麻湾大队的麻天寿么，前几年总爱偷偷摸摸搞点小买卖，属于自发势力的代表人物，多次上过批判会。从前老远一看见黄建国过来，早从后巷躲跑了！现在，这样躲躲溜溜的人物，居然在县城最显眼的地方声高气昂地招呼黄建国吃油糕。是想卖他的钱吗？鬼！明明是故意烧臊人！

    黄建国这样想着，偏把车子推到油糕桌旁边，撑起来，吃你两个油糕，又怎么样呢！

    刚走进帐篷，麻天寿倒是随和得很，早已把一盘油糕和一双筷子摆在桌子上，殷勤地劝说围坐在矮腿桌子四周的食客挤一挤，给黄建国让出一个位置来。

    “生意红火吧？”黄建国挑逗地问。

    “罢咧！不错！”麻天寿反而故意渲染说，“平时一天卖三五十块钱，逢集人多时，最多卖过一百二。”

    “你这下可以先富起来啰！”

    “今年还不成，要富得看明年。”麻天寿大约听出黄建国的话味，反而认真算起帐来，“去年能赚一千来块钱，全部还了帐！大货结婚借亲戚家七八百，孩子都上学了，咱给人家还不了，亲戚都生分咧！今年前半年能赚六七百元，给二货订婚花光了。赶明年，我就可以搭挂盖房了！要是凭队里三毛票儿的劳动日，甭说盖房，孩子长大了，也还不清他爷给他爸娶他妈借的钱呢！”

    黄建国觉得刺耳，放下了筷子，这不是等于抽他公社书记的耳光吗？他后悔不该到这油糕锅前来，凭麻天寿这样的油嘴，会说出什么好听话来呢！

    “老黄，甭急！”麻天寿硬推开他拿着票子的手说，“你好意思给，我还不好意思收呢！”

    黄建国把钱扔到桌子上，刚出了帐篷，麻天寿招徕买主的声音又响起来：

    “老五，来呀！好五哥，不吃也来坐坐呀！”

    “不咧不咧！”被招徕者不好意思地推托着。

    “啊呀！腰包硬了，只走不歇！朝老弟这儿连一眼都不盯呀！”麻天寿不象是真心诚意招徕顾客，倒象是耍笑什么同辈人。

    黄建国侧过头一看，一个瘦小的老汉，肩头倒挂着一只葛条笼，佝偻着腰，头上扣着一顶破草帽，在麻天寿要笑取乐声中，如荆刺在背，匆匆逃走。这不是南塬大队的刘老五老汉吗？他在南塬大队驻队时，在老五家吃过派饭，是个旁人把指头塞到嘴里也不敢咬的老好人啊！他转过身，喊：“老五！”

    老五刹住匆匆逃窜的脚步，看清是黄建国的时候，勉强地朝油糕桌前走来了，脸上和眼里强装的笑容，无法掩饰窘迫的情绪。

    “老黄，黄书记，你也上集来了？”

    这是一张被困苦的生活揉皱了的脸，长久的穷苦和困顿，使老汉难以高声说话，抬头看人。那蓬乱的头发，胡须，那透着汗渍的无袖褂儿，那鼻翼两边深深的皱纹里，都无可奈何地标明他接近于乞丐了……

    “五哥，给，吃点！”麻天寿做老汉的生意。

    “不不不！”老五慌忙举起双手，并成一排，挡住递到眼前的盛着油糕的盘。

    “怕油糕烫嘴吗？”麻天寿嘻嘻哈哈，“有钱不花，头号傻瓜！吃到嘴里，实实在在。”

    黄建国从麻天寿手里端过盘来，一手拉老五的胳膊，重新坐到小桌跟前，把一双筷子塞到老汉手里。

    穷困而又正直的庄稼老汉，在稠人广众的大街上，接受别人的馈赠，又是黄书记这样的大领导，尴尬为难得不知如何是好，盘是端上了，却总不好意思掀动筷子。

    “你进县城做啥来了？”黄建国问，很随便，企图缓解老汉的心情。

    “嗨！”老汉不好意思笑着，低声说，“卖点酸枣核儿。”

    “唔！”黄建国这才明白，老五手背上，胳膊上和脸颊上为啥有一道道血印了，那是摘捋酸枣时被枣刺划破的。

    “娃娃要上学了，得交学费哩！”老五说，“我领着俩孙子，摘了点酸枣，蒸过，搓下皮，晒干了。儿子不来卖，媳妇更不来，嫌丢人现眼！我老了，脸皮厚了，不怕人笑话。”

    黄建国听着，实在是找不出安慰老汉的一句话。

    麻天寿却叫起来：“那怕啥？听说枣仁在广州是缺门货，出口哩！怎么样？生意发财吧？”

    老五说：“爷孙俩忙了半月，到今日卖了不上十块钱。哪比得你卖油糕的手艺。”

    “我捏面蛋儿算啥手艺，能挣几个钱嘛！”麻天寿说，“听说你南塬大队几个干部，雇汽车往青海贩苹果，来回一趟七八天，一人就抓得一千块！那叫啥挣头？老五，你也该入一股，何必摘酸枣子呢！”

    “咱笨头笨脑……”老五笑了。

    “你养上两头奶牛，也是好事。”麻天寿给老五热心地介绍起生财之道来，“俺村的麻天虎，养了两头奶牛，给一○二信箱的工人家属送牛奶，天天收入二十多块！”

    “咱旱塬上，旱得草都干死了……”老汉摇头。

    “那，你就只有摘酸枣了。”麻天寿佯装无奈地叹一口气。

    黄建国听不下去麻天寿对一个穷困老人的耍笑，却又不知讲什么好。麻天寿却一侧脸，高声又拉起买卖来：“曹支书，这儿坐！”

    完全是一副讨好的嗓门。黄建国讨厌听这个调门，又怕老五再次受到麻天寿的戏谑，就拉着老汉的胳膊，走出帐篷，在一棵古老的槐树下蹲了下来。

    “老黄，听说你要走了？”

    黄建国没有作声。自从他作了“瞎指挥”的检讨以后这段时间里，总有传说他将调走的嘈嘈议论。一个干部在某个地方混不下去了，群众就估计他快要调走了。

    “好，走了好。”老五平和地说，“咱河东这条件，有啥办法？你在河东多年，费了心，出了力，也不顶啥。”

    黄建国听着老汉很友好的送别词，心里反倒更灰了，老人对他连一丝留恋的意思也没有。

    “队里情况怎样？”黄建国习惯地问。

    “还是老样儿。”

    “今年夏粮分得好不？”

    “差。”

    “秋田长得咋样？”

    “不咋样。”

    “大队干部是不是到青海贩苹果？”

    刘老五闭了口，怕招惹是非的老好人啊，叹口气说：“队里没人管。有木匠手艺的人割家具卖。年轻人骑自行车贩菜卖瓜，生产没人管了……”

    黄建国心里冒起一股怒气，这怎么行呢？瞬即想到自己将离任，又何必呢？

    刘老五说：“人家河西这二年翻得快！俺小女儿今年结婚到河西姚村，一个劳动日值一块八，一个壮劳力一年能挣成千块。前几年，姚村跟咱南塬一样穷，三毛。听说人家把土地划给小组，分组包干，把懒人的屁股给缝了！队里办了砖厂、加工厂，还种药……政策是一样政策，咱河东咋不实行呢？”

    黄建国能说什么呢？

    “咱们要是能挣上一块钱的劳动日，保准没人出门。咱南塬队里养不住人喀！”

    老五老汉没有任何贬低黄建国的企图。他是作为一个穷困无着者自然地、几乎是本能地表示着对于富足日子的羡慕罢了。愈是这样，才使他的父母官黄建国此刻失去心境的平衡了。

    他没有勇气再问老五更多的事。短暂的沉默中，油糕客麻天寿的油腔滑调又响起来：

    “老五，看看！人家河西曹村的支书和队长是啥派势？两人吃了三十个油糕，哈，拿油糕往饱里吃！”

    黄建国侧过头朝桌子那边一瞧，哦，被麻天寿呼为支书和队长的食客，正是他在严副书记房里碰见的河西公社那两位来访者。他们面前放着一堆油糕，畅快地吃着，一派腰硬气粗的神气。

    年轻队长嘻嘻笑着：“有人作了统计，俺河西公社的小伙，今年订下一百二十多个对象，就有一百多个是河东公社的，河西嫁到河东去的，只有仨，还是男的在外挣工资的呢……”

    老者笑着制止年轻人：“甭尽吹。”

    “吹？前几年我怎不敢吹？腰包是空的，吹不起来啊！”小伙子尽兴说，“钱这玩艺儿真怪，尽管是纸印的，你没有的时候，腰不由得往下弯。腰里别上几张十块的票儿进城，哈！一下就把胸膛挺起来了……哈哈哈……”

    那位老支书也仰着脖子笑起来。

    看着两人畅快的样子，麻天寿神秘地问：“听说你们河西分田到户，搞单干了，是么？”

    “没有的事。”年轻队长说，“那是山区两个大队，住得散，包产到户了，平川上没分，搞的是责任制。甭听别人给俺河西胡扬脏……”

    “你们那个‘梁胆大’真有两下子。”麻天寿说，“听说前几年，‘梁胆大’把河西也折腾得够惨！”

    “惨！比你们河东还惨！”老年支书说，“可好的是，他现在落实新政策，还是胆大！俺公社的责任田，在全县是头一家搞起来的，农林牧副渔，五业兴旺，红火尽了，票子象水一样往河西流！”

    “噢！”麻天寿表示惊讶和敬佩。

    黄建国听到这儿，对于他所鄙夷的梁志华在河西已经获得这样高的威望，多少有点意料不到，他的心又一次失去平衡了。他想就此走开，却听见那老人神秘地说：

    “听说县上想把俺梁头儿调走，全社干部联名写信，要求县上让梁书记再留两年。河西的局面刚打开呀，底子还不厚。俺俩——”老汉指着小伙说，“就是众人委托的代表，向严书记请求去的……”

    “噢！”麻天寿惊讶地叹息，“严书记咋说？”

    “没吐核儿！”年轻人说，“过两天再找！”

    原来如此！黄建国的心完全失去平衡，乱跳起来，河西人并不欢迎他黄建国！他再也无心逛自由市场了，把车头又掉转过来，出县城——回！快回！

    出了县城，沿着一条串连着河西和河东两个公社的柏油公路，黄建国踏着自行车，心乱如麻。两排碗口粗的白杨树，挡遮着午后烈日的光焰，从山岭上吹下来的阵阵清风，丝毫也吹不散他心中烦闷的郁热。跑这么快做什么？回河东公社干什么？收拾行李交差吗？河西人根本就不欢迎你姓黄的！河东呢？那些穷得直不起腰的社员，那些至今吃不起麻天寿价值一毛钱两油糕的老人，还有给老师交不出学费的学生。歇息在地头的树荫下，睡在没有褥子铺的光席上，走在上学的路上，会怎么骂他黄建国呢？怕是恨不得磕头作揖盼他早点离开河东公社吧！

    弄到这步田地！当着这样的公社领导，再乏味不过了！黄建国脚上没劲了，自行车轱辘转得慢了……

    刘老五在麻天寿油糕锅前畏畏缩缩的神态又出现在脑子里。老汉可怜……

    还是在他刚从县里来到河东公社的那年冬天，他驻在南塬大队，亲自抓一个小库塘工程，轮到刘老五家管饭了。这儿农村习惯天明起来上工，九点钟吃早饭。他在工地拉了一清早的夯绳，肚子饿得贴着脊梁了。刘老五陪他吃饭，喷香的小米稀饭和萝卜丝儿，盘儿里垒着一摞皮黄瓤软的麦面锅盔，散发着诱人的香味。他连吃两块，仍然有试一试第三块的动机，胃口是最好的一顿了。他发现老五只喝稀饭，而没有动一块锅盔，就让道：“你吃锅盔呀！”

    “我牙不好，咬不动。”老五笑着说。

    他没介意。一碗小米稀饭喝完，老五要替他再盛，黄建国拒绝了。让一个年龄比他大十多岁的老人给他端饭，他过意不去呀，便争着跑到灶房去了，万万想不到，灶房里正在演出一场悲剧：老五的老伴、儿媳，一齐压低声儿，神情紧张地训斥两个哭闹着要锅盔吃的孩子！他没有说话，说话会使爱面子的穷庄稼人更难堪！他只舀了半碗饭，再回到里屋饭桌旁时，食欲全没了。

    中午，黄建国在大雪飞扬的工地上拉夯，自动领起号子：

    鼓劲拉啊！

    吃锅盔哟！

    青年们笑得喊不出来，黄建国却觉得鼻腔里酸渍渍地难受……

    计划中的小库塘，在塬坡地区只修成了第一批，他就把全社的精壮劳力拉进南沟“干起大的”来。这个仓促上马的大水库，几年来，把河东人拖垮了，把黄建国也拖垮了。他撒手不干了，现在仍然是个“干电池”……

    刘老五的口粮还是“歉”！锅盔还是吃不到口，油糕就更是望之莫及的高级奢侈品了！我却要调走了……黄建国开始愧悔：拍着胸膛上任，低着脑袋溜走。我也应了这条规律……

    小河横在车前，旱季里的河床上，裸露着一片砂石和茅草。一弯细流，弯来绕去，在沙滩上静静地流淌。黄建国掬起一捧水，洗着手脸，透过清湛湛的河水，可以看见水底的沙粒在流动，沙底上映出他的脸，似乎一下子苍老了。

    黄建国攀上用河卵石堆砌的防洪大坝，河风摆动着头顶垂吊的柳丝，可以眺望河东公社山坡上被树木的绿叶笼罩着的村庄。他望着那些村庄，回忆着在河东七八年间的往事，企图刨出一个根儿来。

    从小河的上游，走下来三个人。他们在河滩的乱石中走着，说着，打着手势比划着什么，走走停停，离黄建国愈来愈近了。当他确凿断定其中那位低矮而又敦实的是梁志华的时候，心情更加不安起来。这个前几年比他干瞎活干得厉害，之后挨挫也挨得更惨的“梁胆大”，是怎样重新获得河西群众如此深厚的信赖？不能不使他对人家刮目相看了。

    黄建国点燃一支烟，等着梁志华走下来。

    那三个人站在沙滩乱石中，说了一阵儿，忽然折转方向越过河水，上了岸，要下河堤去了。黄建国站起来，喊：

    “老梁——”

    梁志华转过身，朝这边看着，接着就奔跑起来，那浑实的又粗又壮的身躯，活象滚动着的一辆坦克，顺着河堤跑下来。

    “哈呀！黄大人！你是上任来了哇？”梁志华握着他的手，嘻嘻哈哈开玩笑。看来，严副书记在和他谈话之前，已经和梁志华谈过了将他们俩互相“换一下地窝”的意图。

    “嗨！我——”黄建国自嘲地说，“我哪有脸进你河西公社嘛！”

    “家伙！跟我要什么客套！”梁志华的口气是坦率的，真诚的，“快来吧，决定过的事了。我准备给你交待手续，老兄！”

    “河西人不欢迎我呀！”黄建国苦笑一下，也坦诚地说，有点尴尬地谈出了在严副书记房子碰见那两位上县请柬的河西干部的事。

    “胡整！这些家伙，简直是胡来！”梁志华一听，火了，脸色立时变了。他大约这才恍然悟出黄建国郁郁寡欢的心情，同时觉得河西那两个尚不知名姓的干部的举动，把他牵进一个不大光彩的难堪境地。他急忙拉着黄建国坐下来，诚恳地解释，“他们背着我搞什么联名请柬，我是一点不晓得……”

    “你甭解释。我没有想到是你搞小动作，真的没有。”黄建国也诚恳地说，“人民应该有权选择他们所拥护的干部。我倒是想请教一下，你‘梁胆大’这两年在河西是怎么弄的……”

    “瞎扑腾！瞎扑腾……”梁志华敏感的猜疑解除了，脸上又现出轻松开朗的神色。这家伙在全县二十多个公社的头儿中间，是个有名的乐天派，性格爽朗，嘻嘻哈哈，没见过个忧愁的脸相，他不仅和下级，和同僚们如此，和地区县委的领导处事说话，仍然如此，“既然你不犯疑，那好，我向你汇报吧！黄大人——”

    梁志华扔给黄建国一支烟，自己点燃一支，喷出一口烟雾：“你知道，我前几年比你胆子大，大得要发疯了，在河西干了多少蠢事、瞎活！”

    这是个不安静的角色，说着就站起来，一只脚蹬在高一级的石摞上。黄建国双手掬着膝盖，听着把身子倾在他面前来的梁志华大声说：“后来，中央批示一传达，河西人简直能把我吃了！恨不得一棍子把我撵出河西。我挨得好重！好惨！我‘梁胆大’是真心想害河西农民吗？我想不通！冤枉！心里结冰——凉透了，再不干这号背儿媳妇朝华山，出力不落好的事啰……说吧！骂吧！反正就是这一摊子……你白天提意见，我晚上把笔记本一合，睡觉！”

    黄建国听着，和自己当时的处境和心思一样啊！他后来怎么解脱出来的呢？

    “一件事教育了我。”梁志华在石握上踱着步，“在整风后期，大家的气儿出完了，却一致提议，要重新促‘丰收渠’上马！哈呀，这下，我睡不着了。”

    黄建国约略知道，梁志华在“想大的、干大的”那阵风中，把“丰收渠”工程扔下，在河西的山塬区，摆开二十华里劈山造田的战场，轰动了地、县。他去那里参观过，梁胆大的名字就是那会儿叫响的。

    “他们居然提出要重开‘丰收渠’！”梁志华加重了语气，“他们不是反对一切农田基本建设，而是讨厌瞎折腾，不求实际的大铺排……这样，我冷静下来，才开始认真地回想我的过失……”

    黄建国不由地“唔”了一声，梁胆大啊！他是在挨群众批评挨得最惨的时候，却又从中汲取了合理的东西……

    “于是，我几夜睡不着觉了。从参加工作那时想起，自己审判自己！我得出一个可怕的结论。”梁志华带着少有的沉重的感情，停住脚，紧紧盯着黄建国，“二十多年来，我给农民办过不少好事，也办了不少瞎事。在好多时间里，我们是在整农民，而且一步紧过一步……”

    黄建国吃惊地睁大了眼睛。

    梁志华看出他的吃惊的神色，不以为然，反倒轻蔑地冷笑一声，走近前来，掰起指头说：

    “我合作化时期参加党，尔后提拔到乡上。

    “五七年怕农民跟着右派跑，我给农民算了一年账，证明合作化后比合作化前生活优越。

    “五八年，那阵儿我在渭北家乡。为了叫我那个乡的农民明天早晨就过上共产主义生活，我带领全乡政府干部，连夜下乡，拔锅挖灶，吃大锅饭。

    “从五九年下半年到六二年冬天，我的那个公社饿死过人，当时谁也不敢承认那是饿死的，说是病。

    “六五年夏天，我从渭北被派到咱们县来搞四清。我所在的那个公社，二十九个大队，运动后保存下来一个支部书记，是为了体现政策的啊！其它干部、队长、会计都一杆子打光了……

    “四清刚毕，文化革命紧接上开战，刚上来的那一批干部又一齐倒台……我也靠边站了。

    “七一年，我被宣布‘解放’，调来河西学大寨，大批促大干，想大的干大的，割资本主义尾巴，限制自发倾向……”

    梁志华说着，越说越快，一泻而出，又猛地刹住，盯着黄建国，声调和神情，是对自己沉痛的甚至是冷酷的嘲弄。他猛地转过身，一挥手，把半截没有燃尽的烟卷风进河水里，几乎是喊着说：“我们把农民身上的‘肉’都割掉了，岂止‘尾巴’！”

    黄建国听着，这是怎样的一张工作履历啊！而又何止是梁志华一个人独有的创造！他——黄建国，既拔过农民的锅去炼钢铁，也割过农民的“尾巴”，而且干的时候是很硬手的呢！现在在县社两级工作的四十岁以上的干部，谁又没干过这些神圣的蠢事呢？

    梁志华摆过这一笔流水账之后，神情变得严峻了。严峻在这个平素老是开朗乐和的人身上表现出来的时候，混合着尖刻的辛辣口气：

    “我干这些蠢事的时候，并不以为蠢啊！我是拚着命，没黑没明地干，只怕落在别人后头，对不起党呢！

    “我砸了农民的锅，急急忙忙把他们赶进食堂。食堂的大锅里吃光了，又把他们赶散伙。自己的动机和效果正好相反，然而毫不脸红！我们把农民干部培养起来，干了十几年工作，再把‘漏划地主分子’的帽子给他们扣到头上，实行专政。农民多养了一只鸡，一窝蜂，也是阶级斗争。我们的公粮，说是一定五年不变，谁信？事实是一年两回，三回追加，忠字粮，爱国粮，支援亚非拉的粮……为了这些粮，我亲自带上干部，翻过农民的粮缸和粮柜……

    “我们的农民太好了！尽管经过了三番五次的折腾，我干了那么多瞎活，他们骂我，可我修的那个‘丰收渠’，他们却不忘好处，还说我也吃了不少苦，只是惋惜我后来发昏发疯，农民有良心啊……干了这么多伤害农民根本利益的事。我‘梁胆大’算什么‘胆大’啊？是‘梁残暴’！有胆子改正错误，才是真正的‘梁胆大’！”

    黄建国惭愧极了，梁志华坦胸掏腹的自白，象镜子一样，照出了自己，那最难于割裂戳透的一层感情的帷幕，终于撕开了……

    “于是，我走村串户，问那些被我整过的干部和社员赔礼道歉。实在想不到，有些被我整得死去活来的社员，一见我去，反倒笑了，他们给我说宽心话……我恨不得揍自己。”梁志华动情地说着，脸上的肌肉弹动着，眼角流出泪花来了。他长长地舒出一口气，揩揩眼角，笑着说，“中央重新颁布六十条，我觉得给农民还债的时机来到了。这两年，河西变化大些，可比起我对他们所欠的账债，还远远不够。现在，我们社、队两级都有了一些积累，我想今年秋收后，把‘丰收渠’的引水工程干成。这样，二道塬上就成自流灌区了。”

    “噢！你们三个人刚才在河滩，是勘察引冰工程呢！”黄建国说，不知什么时候，他的眼睛也模糊了。当他躺在泡桐树下的竹躺椅上回味自己过五关斩六将的功劳与苦劳的时候，梁志华却在进行着严峻的自我审判。是什么鬼缠住了他的心而想不到自己也有过“走麦城”呢？是严副书记巧妙地批评说的“我发现你狭隘”吗？岂止狭隘！梁志华在遭到群众批评的困境里时，面对的是人民！是被自己折腾得一贫如洗的人民！而我面对的是自己！问题就在这里。

    黄建国站起来，握了握梁志华的手。他是个不善辞令的人，愈激动时，愈少说话。他放开梁志华的手，深沉地说：“老梁啊！你胆大！名副其买！”

    梁志华又恢复了嘻嘻哈哈的轻松姿态，挥着又粗又短的胳膊，说：“老兄，你几时过河西来呀？”

    “我？”黄建国说，“你等着吧！”

    “我去河东之前，把丰收渠的引水工程踩踏好，设计出来，算是对河西人民最后的一个交待。你秋收后组织劳力干就是了。”梁志华畅快地说，“说真话，我现在确实留恋河西。”

    “你等着吧！”黄建国重复说，他推起车子，又调过头来，向梁志华招招手，沿着白杨夹道的柏油公路，朝县城飞驰而去。风鼓起他的衣衫，背后传来梁志华哈哈的笑声……

    顾不得礼貌，黄建国一把推开县委东院第三号房间的房门。

    严副书记架着眼镜，正在批阅什么文件，看见黄建国，略显惊疑。他摘下眼镜，站起身。

    黄建国坐下，很恳切地请求：

    “老严，让我留下，留在河东吧。”

    1980.10.灞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