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政干部薛志良坐在王书记对面的椅子上，眼睛瞅着写得密密麻麻的工作手册，汇报完县上关于招工工作的详尽安排后，抬起头来，看见坐在床铺与办公桌成直角交叉地方的王书记，右手手掌托着腮帮，胳膊肘撑在桌子角上，睡着了。

    唔！他大概没听进去几句。老薛轻轻叹口气，心里很不是滋味。就此走掉呢，不好；不走吧，又不好意思叫醒他的领导者。为难的当儿，他却无聊地观察起全社一万多人口的最高领导者来：头上的带耳扇的旧棉布帽歪了，身上的衣服皱折里，藏着灰尘，两只脚上，黄泥巴糊住了手工制作的棉鞋的多半个鞋面。他睡得挺香，嘴唇噘着，失修的稀稀落落的胡须又乱又长，挨近五十的中年人的长脸上，显示着疲劳和困顿。老薛忽然同情起自己的领导人来，他整天奔跑在公社所属的二十几个大队里，十多个新老社办企业里，帮助他的下属们解决许多棘手的问题，夜里总是熬眼吧！老薛原谅领导者不礼貌的行为了，无可奈何地又叹一口气。

    这时候，王书记醒来了。

    “嘿呀！”王书记抱歉地笑笑，眼白里罩着一层粉红色丝膜。

    老薛也笑笑，表示谅解。

    王书记站起身，扯下毛巾，在洗脸盆里蘸上水，狠劲擦拭着脸，一边问：“主要精神是啥？用三、五句话说。”

    薛志良沉吟一下，企图把本本上记了六七页的记录，高度概括出来，他说：“县上要求，这次招工，所分配的名额，全部下到队里，公社不许半路拦截扣留一个名额，就是不准任何人以任何借口走后门。粉碎‘四人帮’了……”

    “嗯！”王书记点一下头，又问，“给咱分了多少名额？”

    “四十。”薛志良回答，“知青二十五，农青十五。”

    “县上具体怎样安排？”王书记问。

    “先用一周时间宣传，做好思想教育工作；第二周把名额下到大队，定下人选报回公社；第三周政审、体检；第四周报县待批。前后一月，不准拖延。”薛志良说。

    “好！”王书记说，“你给咱提一个具体方案，周一晚上开革委会例会时讨论，通过了就办。”

    薛志良点点头。

    “多年没招工了，问题肯定多！”王书记说，“工作做扎实，争取甭出问题。”

    “县上领导再三叮嘱的，也就是这意思！”薛志良说，“就怕各种‘关系’干扰……”

    “甭怕！干扰是肯定的。”王书记说，“关键是咱俩，我是这儿的一把手，你是具体办事人，矛盾肯定会集中到咱俩头上。咱俩撑硬，把杆杆儿撑端立直，事好办！”

    “我保险！”薛志良笑着保证说，满有信心地走出了王书记的房子。

    薛志良用一块红纸写了“招工办公室”几个字，贴在门外的砖墙上，以免来访者乱敲冒推别人的门板，影响其他同志工作。然后坐在办公桌前，摊开纸，起草方案。

    一阵汽车轮轧轧地响进院子，接着听见车门开关的嘭啪声；再接着，他的门被推开了。

    “玉生在不在？”来人穿着呢大衣，站在门口问。

    在薛志良的记忆里，人们对王玉生的习惯称呼是“王书记”。他在公社当民政干部五六年里，几乎没有听过直呼其名而连姓也不带的声音，这是大人对小孩那种既藐视又亲切的口气。

    “在！”薛志良立即站起，走出门，把来客引到王书记房门口，推开门：“王书记，有人找！”

    王书记正和办公室的秘书谈什么，转过头，辨认着来人。

    “玉生！你在这儿独霸一方！好难找哇！”来人嘻嘻哈哈说。

    王书记醒悟似地慌忙站起，迎到门口，惊喜地笑着：“啊呀！老关！想不到是你，到俺这山沟野洼里来……”

    “山里有神舍药，求者不远千里……”

    薛志良走回自己的房子来，看着小院里蛋青色的小轿车，那玩艺儿停在泥土地上，显得特别耀眼。县委和地委领导来公社检查生产和工作时，总是坐吉普。看派势，听口气，来人非同一般。

    大约一小时光景，王书记走进门来，坐在老薛对面的椅子上，皱着眉头，一脸难色，抱怨说：“难弄！事情真个难弄！”

    薛志良大约能猜摸出几成，问：“怎咧？”

    “嗨呀！你猜那是谁？咱的老上级，现在在市里当什么部长。”王书记说，“来干啥？开后门来了！”

    “噢！”薛志良证实自己猜得不错。

    老领导一来先翻老账：“我在县上那阵儿，到你们村见你头一面，你小伙儿下雪天穿着单裤，光脚片穿着烂鞋，我当时叫人给你先解决了一身棉衣，记着没？我把你提拔到县团委，头一天，你一顿吃了七个蒸馍……”他这么说话，我开不开口喀……

    “他要给谁办啥事？”薛志良问。

    “他们部里一把手的外孙女，在咱东王插队……”

    “你应承了没？”

    “老领导甩出了老面子，我……”

    “算咧！那就留下一个名额吧。”薛志良替领导解围说，“就是不好推。”

    “下不为例！”王书记下决心说，口气有点气哄哄。

    薛志良笑着，点点头。

    “看来，这件工作比所能设想到的麻烦更多！”王书记走出门后，薛志良这样想。其实，在县上昨天召开关于招工工作会议之前两个多月，早就风传着招工的消息。他是民政干部，经常被关心这件事的人们询问着，打探着。他用一句话回答任何人：“没见上级正式通知。”许多穿着各色衣服的人，做出谄媚的、讨好的、巴结的脸色，提出将来一定要帮帮忙。他也用一句话应酬：“等上级传达咧，到时候看，不违犯政策，尽量帮忙……”有什么办法？在文明的城市和落后的农村之间存在着明显差别的当今中国，谁有本事和力量能扭转这股强大的进城的洪水？特别是党的传统思想被污染以后，问题更加难以正常处置了。现在看吧，上午刚把招牌一贴出门，他的房子里就涌来许多人。他索性把要起草的文件纸收拾起来，锁上门，躲到搞计划生育的女干部的房间里写，这儿是人人闻之却步的冷清衙门。

    大约还没写两页，老薛就听见有人在院子里呼喊他的名字，那声音又粗又响，叫得又紧，简直跟叫驴的嗓子一般无二。

    薛志良只好合起纸笔，走出门去，见社办砖厂厂长杨谋儿站在院子里，东张西望。此人四十多岁，墩墩个儿，光头发亮，肥眼泡下一双又大又诡的眼珠一瞅见他，就急不可待的喊说：“老薛，快快快！王书记叫你！”

    杨厂长跨步过来，一只胳膊搂住薛志良的肩膀了。看去象是亲热的举动，而实际感觉那粗壮的胳膊是在推着他快走。

    王书记旁边，坐着一位中年陌生人，从脸上的颜色看，他的营养是很好的，胖乎乎的圆头上，扣着一顶栽绒帽儿，带毛领的列宁式棉袄，脖颈衬着红蓝各半的两色围巾。

    “这是一○二信箱供销科科长老孙！”杨谋儿给老薛介绍对方。孙科长坐在椅子上未动，胖脸上略略显出一丝有限的微笑，而不象一般申求帮忙者那样过分地殷勤。杨谋儿又向对方介绍说：“这是俺公社民政科科长，老薛。”

    薛志良握着客人的手，心里挺别扭：公社分工搞民政工作的，仅仅就他一个人，从来也没有什么“科”！他今日倒被社办砖厂厂长加封为科长了！他以为杨谋儿和他开玩笑，回头瞧瞧，杨谋儿脸挺得平平儿，说谎话比说真话的神气还严肃认真。

    王书记笑着瞧一眼薛志良，侧过头擦火柴点烟抽，似乎故意把事情留给别人说。

    杨谋儿把灵活的眼睛对住老薛，说话象打机关枪：“是这么一回事。孙科长是咱公社孙家湾人，一家人住省城，老常不回来，显起人生，说近了是咱乡党。乡党见了乡党亲，孙科长经常关心咱公社，前年咱砖厂筹办时，大马达到处弄不来，孙科长给咱解决咧！这回给咱支援两部汽车，新出厂的‘延河’。要是等上级分配，一年也靠不准能拨来一部……”

    老薛听杨谋儿的意思，集中到一点，就是过了这个村，决没第二家店了。汽车虽然是奇缺货，与民政干部的工作业务却相差甚远，把他叫来，意思是十分明白的。

    “孙科长的侄女在队里，想借这次招工的机会……王书记叫和你一块商量商量……”

    薛志良温和地笑着，看着王书记。他用随和的笑脸告诉屋子所有的人：书记看着办吧！你只要点头，我就再留下一个名额。我不想讨好谁，也不想得罪谁。五十岁的公社民政干部，难道还想靠讨好谁去求得一官半职吗？无聊！

    “咱砖厂没汽车不行喀！成天拉煤，光运费就花得挨不起！清除窑渣，把场地都堆占满咧！要是有汽车，一下送到临近村里去铺路，一举两得。老孙为解决咱的困难，把想不到的办法都想咧！用他们科上的名义先买下了。凭咱，嗨！给人家磕头叫爷也甭想……”

    老薛听着杨谋儿的话，心里厌烦！这些话，在他参加革命队伍的多少年里，是作为垃圾一样的东西被排弃的。现在可好，文化革命以后，这些垃圾一样的东西被杨谋儿一类人当作蜂蜜一样追逐着，而且敢于在公社党委书记面前，大言不惭地高声宣扬……

    再看看孙科长吧！稳稳儿靠在椅背上，悠悠然喷出一口口烟雾，轻轻掸掉烟头上的烟灰，一句话也不说。有人替他说话、替他着急、替他办事、替他卖脸！他有两部汽车——物质真正是基础啊！能教孙科长腰硬气壮！

    杨谋儿啰啰嗦嗦说完了，乞求的眼光瞅着王书记。薛志良也等待着书记的裁决。

    王书记磕掉旱烟灰，从桌子上拿起三张票卷儿，在空中显示似地晃了晃（那是专叫他薛志良看的），又啪地一声压在桌子上，似乎带着某种嘲讽的口气说：

    “怎样？老薛！两部汽车，换你一张招工表，这个生意，你划得来呀？”

    薛志良对于这样赤裸裸的问话，确实没有精神准备，咄咄呐呐：“你……你看……看吧！”

    “我看是划得来的！”王书记说，“‘取之于民，用之于民’嘛！”

    杨谋儿释然笑着，向书记点头……

    孙科长也显出矜持的笑意……

    王书记把桌子上的票卷儿交给杨谋儿，吩咐说：“一部给你，一部给拖拉机站，不要误了起货期限！”

    “那你放心！”杨谋儿小心翼翼把票卷夹进票夹，装进提兜。

    “那个表？”孙科长说了第一句话。

    “表？”王书记瞅着薛志良。

    薛志良说：“表在县上，还没发下来。”

    “放心放心！”杨谋儿拍着孙科长的肩膀，“俺王书记说话，是公社的最高指示，你放心！”

    杨谋儿和孙科长欢欢喜喜出了门，先后钻进黑壳轿车，走了。王书记把民政干部留在自己房子，苦笑着说：

    “下不为例！”

    薛志良依然笑着点点头。

    “下不为例！坚决！”王书记重申他的决心，“我现在就走，住到山岭上的东沟大队去，任谁问，甭透露！除非上级有紧急会议，你给我打电话！你按你的计划办！”

    王书记下乡逃走以后，郑副书记，肖、何两位主任，也都招架不住没完没了的纠缠，相继逃走，住到某一个大队里去了。

    老薛被围困在兼着寝室的办公室里，床铺上坐着来访者，房子的空档处站着没有凳子坐的人，火炉边围着人。水喝完了，有人自动打回来，放在炉子上烧……

    从公社每个村子来的社员，年轻人、老汉、老婆和一些大小队干部，还有城里来的知识青年的家长，工农商学兵，不论职位多大，知识多高，贫富如何，都一齐向这位瘦瘦的人民公社的民政干部倾诉心里话，恭恭敬敬……

    薛志良不时点点头，表示对各种各样的困难和理由都听进去了。的确，有的家长申述的艰难，听了简直令人伤心，我们有许多人生活得并不美好！面对着一张张苦楚抽动的脸，一串一串甩出清鼻眼泪的述说者，他咬住嘴唇，不漏一丝缝儿，不承诺任何要求。他心里明白，上级分给全公社仅仅四十个名额，农业户口的男女青年全社不下两千，知青也有二三百，照顾也照顾不过来喀！

    他不能满足任何人，也不厌烦任何人啰啰嗦嗦的申述。他的脾气在公社二十多位干部中是头一个称得“待人和气”的。正是这一点，公社领导才量才使用，分配他做麻烦而又琐碎的民政工作，每年冬季，向最困难户发放有限的救济物资和钱款，检查各村对鳏寡孤独的五保户的生活安排，军人烈士家属的抚恤金，每季度一次的民用木材的批发……他的工作虽有许多可指责的尚不周密的纰漏，可他的态度永远是好的，笑嘻嘻……眼前这些挤到他跟前来的人，叙说完了，虽然没有得到确凿的许诺，倒也听了几句暖心热胸的话，擦了眼泪和鼻涕离开了，一批又一批……

    薛志良看出，凡是挤到他的跟前来申述困难而希望得到照顾的人，大都是些不通“眼隙”的人。又有一些人，突然插进来，打断谈话者的话，问“王书记在不在？”或问“肖主任到哪里去了？”他按事先订好的默契，撒谎说不知道。这些人不甘心，眨着并不信任的眼睛，又到其他干部那里去探问了……一向清静的山区公社的小院，现在熙熙攘攘，吉普车和小轿车在狭窄的院道里错不开进出的路……

    尽管这样，有人还是把公社领导抓住了。这些人从山坡上解冻的泥路上回来，在老薛的办公桌的桌腿上，毫不客气地蹭着他们粘满泥巴的皮鞋，发着牢骚和叹息，要不是为他们的儿女，他们亲属的儿女，或他们首长的儿女，讨来公社领导者亲笔划下的那一绺纸头儿，他们大约做梦也不会光顾山区泥泞小路的自然风光的。他们把纸头儿掏出来，诡秘地瞧瞧左右，交给薛志良。薛志良看一眼，照例点点头，小心翼翼地放进抽屉。然后，再听申述者被打断了的话头儿……

    这当儿，一个老汉走进来，手里拄着拐杖，须发全白了，牙齿也脱落了，干瘦的脸上，结着豌豆粒大小的老年斑，抬脚举步相当艰难，看去肯定超过八十大关了，他的左右，走着一男一女两个中年人，男的象是国家职工，女的是生活优裕的农村妇女装束。他们搀着老汉，防他绊脚跌倒！老薛担心：一旦跌倒，这具棺材瓤子就很难再爬起来！那样的话，他这民政办公室里将会闹出人命来的……这两个男女也真是，有话他们来说不行吗？把这样一个老汉架来干什么嘛！

    站在屋子中间和坐在长条凳子上的人，自动让开路，老汉走到薛志良的对面，隔着桌子，张开没牙的嘴巴，问：“兔娃子在不在？”老虽老了，说话的口气却又冲又倔。

    薛志良一愣，公社干部中，没有叫这个名字的嘛。

    身旁那个中年职工抱歉地笑了，解释说：“王书记！是王书记！”

    老汉自己也笑了，说：“我叫他小名儿叫得顺口，这崽娃子把名字改咧！他在哪？”

    “下队去了。”老薛说。

    “哪个队？”老汉问。

    “不知道！”

    “用他的时光，就跑得不见踪影儿！”老汉气倔倔地说，“他今日回来不？”

    薛志良听出，这肯定是王书记的什么亲戚了，就说：“不一定回来。你是——”

    “我是他老舅！”

    “找他有紧事吗？”

    “没事我找他干啥！我七老八十……”

    老汉说了半截话，被身旁的中年职工拉一下胳膊，就停住了口，然后狠狠地说：“他妗子病重，快断气咧！想见他一面！”

    老汉被人操纵着说假话，这太明显了。民政干部故意装着吃惊的神气，叹息说：“啊呀呀！这可咋办？他现在在哪个村，我也不清楚哇！”

    “我听人说，他给吓跑咧！躲走咧！”老汉依然倔倔地，“我今日不走咧！等他三天三夜……”

    真是不见兔子不撒鹰啊！老薛心里好笑这个不会撒谎的老汉，又倔又稚的脾气，他逗老汉说：“你要是在这儿等上三天三夜，我掏饭票给你管饭！晚上咱俩睡，十天半月都成喀！可是，你忘了，你老伴正断气呢！”

    “你甭耍笑我老汉！”老汉笑说，口气软了，“人说只你知道他的影踪儿，你俩捏得活码号儿……”

    薛志良呵呵笑着，走出办公室，走进公社电话总机房，插了东沟大队，又挂了南梁，都说不在。最后，终于在隔河的北滩大队找着了。他把老汉一行三人引进电话室，把话筒交到老汉手里。

    这种从国家大机关淘汰下来分发给公社使用的通讯工具，虽不先进，拿在清末年间出生的公社王书记的老舅父手里，大约还是新奇的，老汉看看，半天不知怎么用。

    薛志良把话筒一头对准老汉耳朵，一头对准老汉留着长胡须的嘴，坐在一边。那些没完没了的困难申诉听得他脑子压抑而又憋闷，倒想听听有趣的倔老汉将怎样和他的兔娃子外甥说话。

    老汉对着话筒，喊说：

    “兔娃子！我是你舅！舅今日求拜到你崽娃子门下咧！”

    半自动电话保密性差，话筒里传来王书记“嘿嘿嘿嘿嘿”的笑声。

    “柿园村你表姐家那个，想当工人，你姐跟你姐夫，硬把我架来，叫给你说。你就给娃办了，全当给舅办哩！成不成？你光笑啥！不成？不成的话，舅没你这外甥，你没我这老舅……”

    话筒里传出尴尬的笑声，夹杂着为难的叹息声。老汉接上话：

    “你舅一辈子倔豆儿脾气，你还不知道？你妈你爸死到虎列拉瘟疫那阵儿，你大伯，你三大脾气倒瓤和，咋不管你？不是我老汉把你引到舅家，一把屎一把尿，从一尺长个棒槌娃，拉扯得长成七尺汉子……你而今当了官，不认你舅咧……哼！能成？早说能成的话，我都走咧！”

    老薛早已笑得流出眼泪，逗笑说：“老先生，俺王书记，充其量也不过五尺半，你咋说七尺？胡吹冒撂！”

    孩子似的老汉笑着，喘着气。

    那一对中年男女达到目的了，满意地笑着，扶老汉出门。

    老薛继续逗：“快回！老先生！老伴在家大半断了气咧！”

    老汉呵呵一笑，爽快地坦白说：“他妗子的骨头，怕是早都化成水咧……”

    薛志良一个又一个劝退来访者，收拾好被拉乱了的家具，清扫了地面，屋子里清静了。从窗玻璃上看出去，一轮明月托上山岭，清冷的月光照进屋子来。

    他拉亮电灯，坐下来，浑身困倦，从抽屉里取出起草的方案稿本，着实作起难来：明天，要在全社基层干部会上下达招工指标，分配方案还没定下来，公社王书记，郑副书记，肖、何两位主任，托咐他“考虑”的数字已经相当可观，名额实在不好分配了。特别是县上转回两三封人民来信，揭露了“汽车换人”的秘密，民政干部确实为难了。

    “王书记今晚回社，等他定点吧！”老薛拿定不算办法的办法，“咱是具体办事人，领导咋说咱咋办！”

    王书记从乡村回来了，端直走进薛志良的屋子，顺手丢下挎包，在火炉上烤火，搓着手脸，侧过头问：“你这几天日子不好过吧？哈，保险热闹！”

    薛志良苦笑一下，没有说话，拉开抽屉，取出那两三封群众来信，默默地送到王书记手里。看着王书记一脚踏在火炉边沿上，仔细地阅读着信件，时而把带棉布帽儿的头侧过去，又歪过来，辨认着信纸上难以识别的草字。看完之后，王书记把它交回老薛手里，淡淡地一笑，似乎早有所料，沉静地说：“社员的议论，比这信上写的还多！话更难听！”

    老薛瞧着王书记，仍然没有说话，他等他最后表态。王书记从火炉上取下腿脚，踱到屋子中间，抬起脸问：“我给你开了多少条子？”

    “十张。”

    “其他人呢？”

    “十二张。”

    “一共二十二张。”王书记说，“超过了全部名额的一半！余下十八个，你给二十四个大队怎么分配、下达？”

    “确实不好办！”薛志良正好借机道出自己的难处，“如果群众问，那二十二个名额跑到哪里去了，我不好答复！”

    “好答复！”王书记嘲讽地说，“就说王书记给他的老上级，老亲戚走了后门咧！”

    “那……”老薛不好意思地笑了。

    “你把我给你开的那些条子，让我看看！”王书记说。

    老薛又拉开抽屉，取出一叠用别钉扎在一起的纸条，交给王书记。

    王书记接到手里，一眼也不看，顺手扔到火炉里去了，腾起一股黄色的火焰，说：“四十个名额，全部分配到大队。公社一个也不要留。”

    薛志良瞧着王书记的举动，吃惊地说：“那你给人家答应过了的……”

    “让他们骂我好了！”王书记铁下心说，“他们骂，不过十来个人！社员骂起来，一万多人呢！”

    “别人都好说。”老薛说，“那个孙科长咋办？咱砖厂把人家的汽车已经开回来了……”

    “开回来了好！”王书记说，“咱们社办企业要买一辆汽车，多难！现在有人送上门来，还不好吗？”

    “就怕孙科长不肯罢休……”

    “不罢休能怎样？”王书记动了气，使劲磕一下烟锅，“国家生产的汽车，本来就有支援农业的一份，尽叫他们搞去以物易物，以车换人，该用汽车的部门倒分配不来！”

    听到这里，一向拘谨的民政干部从迷蒙当中醒悟过来，忍不住哈哈畅笑起来：“哈呀！我明白了！你原来给他们布置了个迷魂阵……哄他……哈呀！”

    “不！不是！”王书记不笑，摇摇头，认真地纠正说，“我当初确实是同意了的！你把我的思想看得太纯了！”

    薛志良收敛了笑容，心里一震。领导者在下级的面前的坦诚，使他感动了：本来嘛！这是领导者掩饰自己思想污点的最好机会！他在有点心谎意乱的情况下，倒不知该说什么好了。

    “我最近在几个队里，听到的议论不少！”王书记说，“社员们拿眼睛瞪着我们，看我们咋办？要是把好事、有利的事都让我占了，那么以后社员谁还听我说话呀！”

    薛志良心头一阵阵发热，庄重地点点头。

    “我们党丢掉的东西太多咧！”王书记满怀惋惜地说，“文化革命前，哪有这么多乱七八糟的鬼门道！如果我们不能立身于党的原则，社员怎会跟你走！如果不能尽快恢复群众对党的信任，就会影响我们的整个事业……”

    “放心吧！这样，事情就好办！”薛志良增长了信心，“名额分配，好办得很！”

    “通知委员们开会吧！”王书记说。

    “好！”老薛趴在桌子上，摊开一迭表格，“我把方案一定，就去。”

    老薛在表格里填上一个一个大队的名字，又填上分配的数字。当他抬起头，准备出门去通知党委会委员们的时候，看见王书记靠在床头的被卷上，睡着了。糊着黄泥巴的棉鞋搭在炉盘上，冒着蒸汽。他太累了，轻轻地响着鼾声。

    薛志良放轻手脚，取来自己的大衣，盖在领导者的身上，蹑手蹑脚出了门，拉上门板，心头轻松而又畅快，跑去通知其他委员去了。